内容提要：明清书坊主要通过购求、征稿、组织编写、书坊主自创、书坊主藏书、作家或读者自荐作品等方式获取戏曲稿源；对稿源的编辑包括版面设计、校对文字、订正曲谱和增加插图等辅助性内容，且聘请文人乃至名家编辑戏曲，做到分工明确，书坊之间互相帮助；从稿源及编辑工作可以发现，明清书坊主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并与文人保持友好关系，共同推进戏曲文学的繁荣，但是部分稿源存在弄虚作假的现象，或因书坊忽视而失传，从而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关 键 词：明清戏曲/书坊/稿源/编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CB088)。

　　作者简介：廖华(1981- )，女，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南宁 530001；程国赋(1966- )，男，安徽安庆人，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广州 510632

　　新闻学所说的“稿源”是指新闻机构获得稿件的来源。本文讨论的“稿源”是指明清书坊关于戏曲刊刻的底本来源。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底本，出版活动将无法进行。对于书坊来说，优质的稿源是刊本质量的保证，精益求精的校勘则使稿源锦上添花，备受读者青睐，从而提高书籍的销售量。因此，书坊主人非常重视稿源及其编辑工作。本文主要探讨明清书坊如何获取和编辑戏曲稿源，以及稿源与编辑对戏曲文学的影响，从而进一步理解明清戏曲的传播与发展。

　　一、明清坊刻戏曲的稿源

　　明中叶以后，印刷技术提高，戏曲作品日益丰富，书坊刊刻戏曲随之流行。那么，明清书坊是如何获取戏曲稿源呢？据笔者考察，明清书坊获得戏曲底本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购求

　　清初戏曲家张坚云：“吾归恐无以自遣，行将取《梦中缘》传奇付诸梓人，售书贾，取其值，以供杖头野饮资，亦可与二三子优游娱岁矣。”[1](P542)对于创作者来说，将剧本卖给书坊还能赚取生活费，何乐而不为呢？书坊除了直接购买作者的原稿外，还可通过另外两种途径获取稿源。一是手抄本。明清戏曲作品有的先以抄本形式流传，后才得以刊刻。如袁于令的《西楼记》脱稿后并不是先有刻本，而是被广大读者“抄写传诵”。[1](P160)考虑到抄写麻烦，且传播速度慢，读者将抄本授之梓人，书坊购买的底本便是手抄本。二是版片。曾萼在《鱼水缘》的序言中说：“坊人见其书者以为奇货可居也，谋诸沈君，售其版。”[2]《鱼水缘》的初刊本为吴兴沈君所刻，书贾认为此书有利可图，所以花钱购买版片。无论是原稿、抄本还是版片，对于坊刻来说，要想获得优秀的稿源，购求是极其重要的渠道。

　　2.征稿

　　为了获得优质的稿源，或者为了扩大出版物的影响，书坊往往在书籍的封面、凡例、牌记中刊登征稿信息。崇祯年间，杭州书坊峥霄馆刊行《皇明十六名家小品》，书中附有征稿启事，共列了七则，甚是详备，其中有一条写道：“刊《行笈别集》，征名公新剧，骚人时曲。”[3](P79-80)读者喜欢新鲜的内容，而新剧、新曲容易被各大书坊抢购，像清人周皑创作的《滕王阁》传奇“甫经脱稿，旋教纸贵洛阳；才得传观，争欲雕付剞劂”。[4](P1980)因此，书坊预先向读者告知征稿内容也许能更快抢到稿源。该启事还向读者交代了供稿的地点，“在杭付花市陆雨侯家中；在金陵付承恩寺中林季芳、汪复初寓”，这不禁让人想起金台岳家本《西厢记》牌记旁的一行文字“正阳门外大街东下小石桥第一巷内”，[5]显然，告诉读者书坊的位置，便于读者投稿，提高出版效率。

　　3.组织编写

　　在稿源匮乏的情况下，明清书坊需要聘请文人编写戏曲，如纪振伦为广庆堂书坊编写了不少戏曲和小说，所以袁世硕先生说：“疑纪振伦为(金陵)唐氏书坊之编书先生。”[6]明清文人受雇于某书坊为之编书的不在少数，像金陵书坊师俭堂请来徐肃颖改写剧本，包括陆采《明珠记》、王元寿《异梦记》、梅鼎祚《玉合记》、汤显祖《还魂记》、周朝俊《红梅记》和袁于令《西楼记》；黄文华则为建阳书商余绍崖、蔡正河、叶志元分别编写了戏曲选本《乐府玉树英》《八能奏锦》《词林一枝》。如果估计刊本将会畅销，书坊更是着力组织文人编写剧本，如冲和居士编写的戏曲选本《缠头百练》“已自纸贵”后，继续为杭州书坊编撰《缠头百练二集》。[7]又如古越赢宗季女在《六月霜》的序言中说：“会坊贾以采摭秋事演为传奇请，仆以同乡同志之感情，固有不容恝然者。重以义务所在，益不能以不文辞，爰竭一星期之力，撰成十四折，匆匆脱稿，即付手民。”[4](P2496)1907年7月，鉴湖女侠秋瑾被清政府杀害，她的英勇就义引起了社会极大反响，坊贾抓住商机，请人快速编写戏曲，当年即有刊本问世以飨读者。组织编写戏曲，针对性强，能迎合读者的审美需求，是书坊获取稿源的常用方式。

　　4.书坊主自创

　　明清书坊主人积极创编戏曲，杂剧与传奇，单篇与选本，原创与改作都有涉及。以明代为例，学界普遍认为开设书坊且创作或编选戏曲的，据笔者统计有臧懋循《元曲选》、胡文焕《群音类选》、熊稔寰《徽池雅调》与《尧天乐》、周之标《吴歈萃雅》与《乐府珊珊集》、汪廷讷《环翠堂乐府》、凌濛初《南音三籁》、袁于令《西楼记》等作品。另外有几位戏曲作家，据笔者考证分析，也是书坊主人，包括高一苇改订《金印合纵记》，日本《舶载书目》著录《孟日红葵花记》，标“高一苇刻”，[8](P180)又据笔者所查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间刊本《竹浪轩珠渊》，封面署“书林高一苇”，[9]可知，高一苇是书坊主人；富春堂本《白蛇记》题“书林子弟朱少斋校正”，[10]朱少斋也是书坊主人，作有传奇《金钗记》《英台记》《破镜记》，均佚；许自昌作有《水浒记》等剧，本人亦为书坊主。毛晋编有《六十种曲》。关于毛晋刻书是私刻还是坊刻，学界有不同意见，笔者倾向于戚福康先生的观点，即毛晋是明代杰出的书坊主。[11](P197)也就是说，明代既是书坊主又是戏曲作家或选家的就有11人。书坊主编写戏曲，或为娱乐或为谋利，却在客观上扩大了戏曲稿源。

　　5.书坊主的藏书

　　书坊主自身收藏的作品也可以成为稿源。如明代书坊玩虎轩主人刊刻的《琵琶记》来自本人“笥中藏本”，[1](P98)臧懋循出版《元曲选》，源自“家藏元人秘本杂剧最多”。[12](P293)有的出版家本身就是藏书家，如明代书坊主胡文焕，朱之蕃称其“家拥素封之富，彯英猎藻，博古综今，槐秘笥藏，邺架恒满”；[13]万历年间，书坊主叶戊廿刊刻的《荆钗记》，其底本很有可能就是自家藏书，因为黄丕烈《荆钗记跋》指出姑苏叶氏是“有明一代昆山文藏家”；[4](P583)刊刻《六十种曲》的毛晋也有大量藏书，号称“明季藏书家以常熟之毛晋汲古阁为最著”。[14](P188)书坊主有意识收藏珍本、善本，对戏曲稿源数量和质量均有裨益。

　　6.作者或其亲朋好友自荐作品

　　书籍以抄本的形式传阅，流传的范围毕竟有限，如要公诸同好仍需加以刊刻。但是，并不是所有剧本都如李渔的戏曲那么幸运，“每成一剧，才落笔端，即为坊人攫去，下半犹未脱稿，上半业已灾梨”。[15](P58)很多时候，要想出版剧作，还需主动向书坊推荐，坊主收到作品后，或给予稿费，或让对方付钱刊刻。从明清戏曲的序跋来看，孟称舜《贞文记》、张衢《芙蓉楼》、王筠《繁华梦》与《全福记》、徐光蓥《玉狮堂五种传奇》等作品均是由他人资助而得以刊刻。就连孔尚任《桃花扇》的出版也是由他朋友佟鋐“倾囊橐五十金，付之梓人”，[1](P442)“五十金”在当时并不是小数目。出书费用昂贵，如家无余资，而书坊又不愿出资，那么只能通过亲朋好友的赞助。

　　以上笔者分析了明清书坊获取戏曲稿源的六种渠道，从中可见，稿源渠道多样，为戏曲刊刻提供了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