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文学中有许多因“礼仪”而产生的“文体”。此种文体的类别众多，是中国文学的特色之一。此种文体既因礼仪而产生，则会受到该礼仪之性质和气氛的制约，容易形成固定的形式与内容，不易彰显文学趣味；但若有大文豪突破固定形式与内容，亦能创造出杰出作品。唯一当该礼仪在社会上衰亡，其相应产生之文体亦必随之衰亡。

　　关 键 词：礼仪/文体/艺术性载体/应用性载体/文体递变说　　

　　作者简介：叶国良(1949- )，台湾桃园县人，台湾大学中文所博士，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经学、金石学、诗学

　　一 前言

　　研究“中国文学”①，对于所谓“文体”(或称“文类”)，应如何认定，始终是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因为“文体”分类的标准，历来宽窄不一，有的只分为极少的类别，有的分成一百多类，差异性很大，这当然牵涉到分类目的的不同、社会的演变、文学观念的差异等等因素。②因而要谈论“文体”，必须注意分类的目的性和时代的差异性。本文拟讨论的范畴，是中国文学中因“礼仪”而产生的文体。此种文体产生的原因都是为了某种具体礼仪而作，且成为该礼仪进行过程中的一部分。笔者对于此种文体的发展的观察，拟贯穿整个中国文学史，因此文中揭举例证时尽量照顾到时代的分布，不一定以最早出现的例证为限。笔者将先讨论历来具代表性的文体分类法，从而指出因礼仪而产生的文体众多是中国文学的特色之一，然后讨论此种现象的深层因素，最后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观察，说明此种文体的发展和其他文体的异同。本文所要探讨的几项议题，部分曾在笔者以往的论文中因论证的需要分别提出过，或详或略，但不连贯，缺乏完整的逻辑架构。本文尝试将这些相关的论点串连起来，成为较完整的论述。读者察之。

　　二 中国文学中的文体分类法

　　将中国文学粗略地分成韵文与散文，或分成诗与文，固无不可，但这通常是针对初学者编纂读物或教科书而发的，其中大多还会再分类，譬如将韵文再分成诗、词、曲之类。宋代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分成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固然简要，但明代吴讷便批评说：“天下之文，诚无出此四者，可谓备且精矣；然众体互出，学者卒难考见，岂非精之中犹有未精者耶？”③换句话说，四类中的任何一类，其中的选文都是“众体互出”，体制上有明显的差异，但真氏并不想去处理，所以吴讷有“犹有未精”的批评。

　　认真讨论或处理文体问题，起于汉末，盛于南朝。如曹丕《典论·论文》云：“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此说已经点出了不同属性的文体有不同美学特质的意识，但没有再作进一步的分类与说明。晋朝李充《翰林论》原有五十四卷，已佚，今存者出于辑佚，仅有书、议、赞、表、驳、论、奏、赋、诗、诰、诫等十一体，且各仅存寥寥数句而已。挚虞《文章流别》原有三十卷，其议论之部分今存者亦出于辑佚，别称《文章流别论》，仅存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等八体而已。以上三种，对文体的分类和说明，或语焉不详，或残缺不完，现今颇难据以讨论。

　　南朝则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任昉《文章缘起》、昭明太子《文选》等俱为完书，但其写作目的各有不同。刘、钟之书，主要为文学评论之作。《诗品》仅论五言诗，可以排除在本论文所欲讨论者之外。《文心雕龙》宗经但不论经，其余文章则均分体论列，因而有《史传》、《诸子》等篇。任昉之书，标举文体之源而已。《文选》则依文体选文，兼寓分体和评论两种目的，但周、孔、子、史之书基本上不收，必须要具备“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条件才能获选，其所呈现的文学观念，与《文心雕龙》有所不同。

　　《文选》选文的体例，据昭明太子《序》，乃将“远自周室，迄于圣代”的文章分成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共三十七体，“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我们有理由相信，昭明太子的分类，应比李充、挚虞的项目为多。但与《文心雕龙》的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含对问、七、连珠)、谐、讔、史传、诸子、论、说、诏策(含策、制、诏、戒、教、命)、檄、移、封、章、表、奏(又称疏)、启(又称封事)、议、对(含对策、射策)、书记(含谱、籍、簿、录、方、术、占、试、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状、列、辞、谚)等相比，则较少，但如扣除昭明太子不认同的部分，二书差异不大，只是所用文体名称并不全同。

　　任昉《文章缘起》，将文体分为八十四类，又比《文选》、《文心雕龙》多出一倍有余。其卷首题辞云“聊以新好事者之目云尔”，显示其分类较当时一般的认知来得新颖而且多样。为何如此？试看他的分类：三言诗、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九言诗、赋、歌、离骚、诏、策文、表、让表、上书、书、对贤良策、上疏、启、奏记、笺、谢恩、令、奏、驳、论、议、反骚、弹文、荐、教、封事、白事、移书、铭、箴、封禅书、赞、颂、序、引、志录、记、碑、碣、诰、誓、露布、檄、明文、乐府、对问、传、上章、解嘲、训、辞、旨、劝进、喻难、诫、吊文、告、传赞、谒文、祈文、祝文、行状、哀策、哀颂、墓志、诔、悲文、祭文、哀词、挽词、七发、离合诗、连珠、篇、歌诗、遗命、图、势、约，共八十四类。显然，任昉的分类之所以较多，乃是将某些文体进行再分类，如《文选》中，诗只是一类，任昉则将诗依每句字数多寡分为六类，另又分出歌诗和离合诗，将骚分成骚和反骚，将碑文分成碑和碣，将表分成表、让表、劝进，另外又将前人曾用为篇名的如白事、明文、篇、图、势、约等等也全收入，因而数目达八十四类之多，并非在《文选》之外实质上又增加那么多体制明显不同的文体。

　　明代依文体选文的专书，著名的有吴讷《文章辨体》，共五十九类文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共一百二十七类文体。此两书的编辑体例与《文选》不同的是各体均有“序说”，故有删除选文而保留“序说”的单行本，称《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文章辨体》分五十余体，《文体明辨》则多达一百余体，其情况一如《文选》与《文心雕龙》之于《文章缘起》。《文章辨体》比起《文选》，多出十余体，则是因为社会的演变使然(详下文)。

　　清代著名的文选，以姚鼐《古文辞类纂》为最。姚书也是依体选文，却只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十三类。原因之一是此书讲究的是“古文的写法”，因而诗词之类不收入；原因之二是姚鼐分类宽松，只重视某一大类的文体的主要写作技巧，而不刻意去分别细目，譬如碑志类，《文章辨体》与《文体明辨》名义多至六七种，而姚鼐只分为一类，吴、徐之书重视不同体制的大小差异，姚书则重视大类别的写作技巧，因而其《古文辞类纂·序》称：“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神、理、气、味，主要指写作技巧，格、律、声、色，主要指文章体制，于此可见姚书编纂的宗旨偏向写作技巧。

　　综上所述，可见中国文学的文体分类，历来都在变动中。原因之一是，越到后代，因政治制度、礼仪、社会形态、语言等有所变迁，所以新体制越来越多，譬如魏晋以后出现墓志铭，盛唐以后出现词，元朝有曲之类。原因之二是，学者对于文体，关心的角度不同而有差异，有如上述。时至近代，学者的分类依旧分歧，这只要观察各种《中国文学史》所论述的文体类别多寡不同，便知梗概。整体而言，研究文体的学者，并不认为有加以统一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