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初河朔地区的庙堂诗人，政治立场相同，宗法程朱的学术倾向亦较为接近，文字交往频繁，并且互相称誉品题，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地域意识。他们论诗以颂美上政为旨归，大力扬扢雅颂之音，崇尚温柔敦厚，顺应了新朝文治的现实需要，也促进了“文治”的进一步繁荣。在清初唐宋诗之争方兴未艾的背景下，他们固守唐诗的典范地位，对宋诗不无指摘；既认肯明代七子的成就，又破除其狭隘的视野，扩大师法范围，进而倡扬以“性情”为根柢，力求自出机杼。河朔庙堂诗人群体在诗坛的号召力，并不亚于同时同地的遗民诗人，影响了清初诗学思想发展的趋向。

　　关 键 词：清初/河朔庙堂诗人群体/诗学思想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清初博学鸿儒群体心态与诗学思想研究”(14CWXJ01)。

　　作者简介：代亮(1980-)，男，山东潍坊人，济南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清代文学

　　清初河朔一地诗家，备受时人和后世瞩目，有“河朔诗派”之称。不过，从清初以迄当下，人们所指认的河朔诗派，乃是以申涵光为主导的遗民诗人群体，包括殷岳、张盖、刘逢源、赵湛、路泽浓等。①实则清初河朔士人，除了这一批隐居乡野的遗民外，还有不少踏上仕途并且担任要职者。他们于政务闲暇之余，喜好谈道论艺，对诗坛的动态与走向颇为关注，对时风不乏针砭，意欲匡正引导。其中，诗名较著者有梁清远(1606-1683)、魏裔介(1616-1686)、梁清标(1620-1691)、杨思圣(1621-1664)、郝浴(1623-1683)、李蔚(1625-1684)、庞垲(1657-1725)等。姑且称之为河朔庙堂诗人群体。他们的诗学旨趣不乏共鸣，诗歌创作的题材和风格亦复接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初诗学思想的演变趋势。但迄今为止，他们在各类清代文学研究的专题著作与论文中少见踪影，其光芒几乎为同时同地的遗民诗人所彻底掩盖，这无疑妨碍了人们对清初河朔地区诗学思想的全面认知和客观评价。有鉴于此，本文以河朔庙堂诗人的论诗文字为主要依据，同时联系诗歌创作，对他们的诗学思想予以述评，以期引起学界对这一群体的关注。

　　一、河朔庙堂诗人的文化品格与群体内部的诗学交往

　　明清易代之后，与遗民的强项不屈相异，河朔庙堂诗人热情参与新政权的建设，对思想学术的动态也颇有关注，大力倡扬程朱理学；在诗歌创作上也时相切磋，彼此品题延誉，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地域意识。

　　清廷统治确立后，河朔地区遗民层出，但就整体情形来看，这一地区的士人对新朝的认可度相对较高，与江南地区特别是江浙一带“反满洲的精神到处横溢”[1](P13)对比鲜明。以本文论述的对象而论，梁清标为明崇祯十六年(1644)进士，曾降服于农民军，在满人入关伊始即为新朝服务，历任各部尚书，成为政治要角。与此同时，群体中的其他人员也积极参加科考，谋取职位。清廷于顺治三年(1646)恢复科举取士的制度，根据相关统计，该年直隶一省的进士即占全国录取总数的25%，与山东地区并列首位，②后来成为朝廷枢要人物的魏裔介、李蔚，以及官至山西按察使的杨思圣、户部右侍郎的梁清远，均榜上有名。郝浴则为顺治六年(1649)进士，仕至广西巡抚。年辈稍晚的庞垲，是康熙十四年(1675)举人，受荐参加康熙十八年(1679)的博学鸿儒科考试，被授予翰林院检讨，后任福建建宁知府。他们的仕途虽有坎壈与平顺之别，然而对新朝与新帝的衷心拥护并无二致。魏裔介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受到顺治帝的器重，自谓“世祖皇帝知人善任，言听计从，亦人臣之奇遇也”[2](《答友人书》，卷九，P249-250)。后来虽受弹劾去位，他对顺治仍感激不已：“受先皇帝之恩，亦以文章见知，久任御史大夫，中遭谗谤离炤，眷注始终不衰。”[2](《屿舫友人赠答诗序》，卷六，P139)魏氏为官期间屡有建言，于朝政有所补益，当有报答主上隆恩的心理在内。也正因为受朝廷的感召，河朔庙堂诗人多有奋发进取之志，在为官初期尤其如此。杨思圣在明末就期望能戡定四方，入仕新朝后，他目睹战乱频仍的事实，与好友聚会时感慨道：“枭声鸣午夜，援剑共欷歔。海内正遘乱，干戈祸未纾。抚卷探奇策，寒灯影徐徐。男儿志疆场，太息此身躯。”[3](《武闱感述呈同事诸公》，P628)期望能效命疆场，施展身手，为国家出策出力。后来他出任四川布政使，入蜀时所作《人栈纪行》其九云：“功名既有分，亦不为封侯。所悲同众人，白首老园丘。浩歌怀古烈，马嘶风飕飕。”[3](P631)不愿碌碌无为，老死牖下，而期望能踵继“古烈”，建功立业。庞垲进入翰林院后，受到康熙帝的恩宠，也时时存有报效之愿：“圣德如天期共报，一时拜舞咏康哉。”[4](《元旦早朝》，《丛碧山房诗二集》卷六，P374)三藩之乱被平定后，其作诗颂曰：“南纪前年荡遗孽，北征昨岁捷亲军。今时今代今天子，乃圣乃神乃武文。”[4](《朝元歌》其四，《丛碧山房诗四集》卷十，P585)列举康熙帝武功之显赫，颂美之意无以复加。诸如此种报效和歌颂的笔墨，在其他人的诗文集中也所在多有，从中不难看出他们对新朝天子发自肺腑的拥戴之情。

　　河朔庙堂诗人在参政议政的同时，平素喜好谈道论学，并且申明己见，参与流风的塑造，而对程朱理学的扬榷尤为契合。魏裔介与郝浴以讲求理学而闻名于时。魏氏论学，崇尚“以性善为宗，以伦纪为准，以穷理为基，以主敬为要，一一步趋考亭，期于实践，不以渺论为高”[2](卷四，P87)，其文集中对宋儒特别是朱熹的赞美之词俯拾即是。郝浴论学，则独尊二程：“上下数百年，独河南程氏之学，可以入圣而得其宗，……非孟氏固无由识孔子之面，非程氏必无由升孟子之堂。”[5](《扬州府重修孔子庙碑记》，《中山文钞》卷二，P36-37)面对清初士林中沸沸扬扬的理学与心学之争，他们崇尚理学的立场亦无二致。两人对王阳明虽不乏赞誉，但对心学则好感无多。魏裔介还约郝浴联手反对王学末流。其有论曰：“道之至者，四子之书尽之矣。……阳明负不世之才，晚而反入于虚无。今之为学大旨，在于崇正辨邪。”[2](《与郝雪海书》卷十，P257)强调程朱所标举的《四书》，足以囊括儒学精华，而将阳明心学视为邪门歪道。由于在为学取径上基本相同，魏、郝两人互相揄扬，以对方为同道。魏裔介对郝浴颇多赞赏，寄望不浅：“今若不忘青眼高歌之素，于今世人情之外，洞见性与天道，发挥江汉秋阳之蕴，非台辅而谁哉！升沉之间，何足论也。”[2](《与郝雪海书》，卷九，P248)此论盖发于郝浴贬谪辽东之后，魏氏勉励对方不以个人升沉得失为意，努力阐扬儒学意蕴。郝浴对魏氏也充满敬意，他说：“以浴观于柏乡(魏裔介)，窃见其粹澹开朗，见一善而忘百非，殆敞然来发越之豪杰以为抱者也。中州山之左右暨冀北大江以南，或有穷理致知之人，尚进而相与切磨之乎？”[5](《四书大全纂要序》，《中山文钞》卷一，P26)细味其语意，似乎自己于“穷理致知之人”当仁不让，可与对方切磋琢磨，共同提高心性修养。除了上述两人外，其它河朔庙堂诗人对程朱理学的宗旨亦多有认同。杨思圣曾受到孙奇逢的高度评价，后者甚至“欢然以道统相属，曰：吾所见仕宦人，超然如此君，盖寡耳”[6](《杨方伯传》，《聪山文集》卷二，P501)。如果联系杨氏与理学名宿申涵光往来密切，又与魏裔介“以文章道义相劘切如左右手”[6](《杨方伯传》，《聪山文集》卷二，P500)的事实，则杨思圣为学当偏于程朱，至少不会与其相远。梁清远则教诲门人修身约性，不可夤缘攀附，追逐势利，勉励他们“以古人为师，宁耽德乐道，而无涉捷径之功名；宁守朴履素，而无为干时之学术；穷经慕古，而无效粉饰之文章；见外物而不摇，乃可行吾志而不惑”[7](《赠二十六门人序言》，卷一，P336)。其旨趣与程朱理学正自相通。

　　政治立场的一致和学术倾向的接近，是河朔庙堂诗人拉近彼此的重要纽带，而他们又时相唱酬，切磋琢磨，相互间多有欣赏与赞誉，创作观念和审美趣味既得以沟通，地域意识也或明或暗地显露。早在顺治年间，魏裔介、李蔚、杨思圣等人就与山西蔚州的魏象枢及同出河朔的遗民申涵光结为诗社。③其中，魏裔介、杨思圣两人尤为诗学莫逆，魏裔介说：“犹龙(杨思圣)与凫盟(申涵光)，我辈论文早。”[2](《春日感怀诗》其四，卷十八，P473)在杨氏去世后，他不无感伤：“犹龙死而余不言诗。”[2](《祭申凫盟文》，卷十三，P331)梁清远与梁清标兄弟与上述诸人均有往来，而与魏裔介尤为密切。早在明末崇祯时期，双方就已相识，梁氏兄弟“与石生(魏裔介)昆季比屋而居，晨夕相对，每一文成，就质臧否”，进入新朝后，这段友谊得到了巩固与加深，三人“同官都下，更日夕过从谈艺”。[7](《魏石生诗文序》，卷一，P336)梁清标《寄怀魏石生给谏》诗云：“遗笏家声自昔闻，中原朋好独推君。”[8](七言律一，P114)可见双方交情之深厚。这自当助推诗学思想的沟通与交流，进而形成共识。魏裔介与梁清标论诗，“持贵真不贵伪之说，以为诗之真者原本性情，自出机杼，不屑屑捃摭剽窃为工，伪者反是，故性情正而天下之真诗出。蕉林(梁清标)极韪之”[9](卷二十三，P168)，二者将“性情正”视为“真诗”的根柢，对诗歌创作要领的看法也若合一契。李蔚《心远堂诗集》中有很多与魏裔介等人唱酬的诗篇，他对后者的选诗之举尤为称赏。在闻说魏氏正潜心编选清初诗歌选本《清诗溯洄集》后，其作《魏石生有选诗之举赋赠》曰：“深心避其名，孤高寄搜选。有如弊群吏，良窳待最殿。凡例粲刑章，绳尺黜异撰。标新尊性情，揆古严正变。要领在无我，刚大绝爱恋。”[10](卷一，P715)肯定其以“性情”为宗旨来严格区分正变的做法，对他“无我”与“绝爱恋”的公正无私态度也予以赞扬。以诗学立场的互相应和为基础，河朔庙堂诗人不时以振兴或承传风雅相激励，表露出敢于担当的意识以及捍卫诗歌发展正途的意愿。魏裔介对梁清标说：“昔者风骚以降汉魏，下至六朝而诗弊。唐初乘一时元气之会，名公巨卿，起而振之，开元、大历之什，由是丕变。今乘元气之会，起而振此道者非他人，必玉立(梁清标)也。”[2](《梁玉立悠然斋诗序》，卷五，P109)将清初与初唐的良好政治形势相提并论，期待梁氏能像唐初的名公巨卿那样乘机在诗坛有所作为，为后来者奠定根基。魏裔介对年辈稍后的庞垲，也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肯定。庞氏踏上政坛与诗坛的时间相对稍晚，但也受到他的注意。魏裔介在康熙丁巳(1677年)为庞氏《丛碧山房诗初集》作序曰：“近日惟吴梅村(吴伟业)、杨犹龙用其性情以为诗，卓然成一家言，乃两公既逝，几致叹于广陵散之遂绝矣。儿辈自都中旋得一卷诗，乃任丘庞子(庞垲)《丛碧山房集》，诸体具备，掉臂独行。……盖不以摹拟为工，而意之所至，直抒其所欲言，此其所以可传也。……余于此如见犹龙方伯也。”[4](卷首，P268)我们知道，吴伟业执清初诗坛之牛耳，杨思圣在清初也声名籍籍，魏氏特地将庞垲与二者相提并论，或有溢美的成分，但这大概正是他一片苦心的体现，即鼓励后辈诗人继续努力，期望其早日出人头地；而末尾的如见杨思圣一语，则隐然流露出对地域诗坛后继有人的欣慰之情，亦暗寓期勉对方以乡贤为典范之意。魏氏的理学同道郝浴，也热衷于为河朔诗人鼓掌叫好。他为云间诗人田茂遇的诗集作跋时，曾罗列自己心仪的诗人。这份八人的名单中，吴伟业、龚鼎孳与田茂遇籍属江南，其余五人俱出北方，除了山东莱阳的宋琬外，河朔诗人占据四席，包括了遗民申涵光以及庙堂诗人梁清标、魏裔介与杨思圣。其论曰：“近渡河见苍岩(梁清标)、昆林(魏裔介)，渡江有梅村、芝麓(龚鼎孳)，此四家所述，各有成集行世。……华亭髴渊(田茂遇)、广平凫盟，间以笙镛全力，位置其际。其于四先生者，不啻横生八翼……顾恨巨鹿犹龙不得尽其天年，使海内读其四十以外之作，为同人之一憾耳，然幸有《且亭》之刻，流布人间，天下尚几见之。”下文惋惜宋琬诗集尚未梓行，期望“后有作者，复俯仰此八人之名行风流”[5](《田髴渊诗跋》，《中山文钞》卷四，P65-66)。这里，他将河朔诗人尤其是庙堂诗人，与执诗坛牛耳的吴伟业和龚鼎孳等量齐观，引以为后学榜样。此论虽是一家之言，但地域意识已经浮至表面。蒋寅先生指出，在清代诗学发展中，“地域意识已是渗透到诗论家思想深处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变量因素，经常在具体的诗歌批评和诗学论争中潜在地影响着论者的见解和倾向性”[11](P47)。而反过来看，同一地域诗人的某些见解和倾向性，无疑正是地域意识显见的表征，客观上也促进了诗学集群的形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