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浩，赵阳阳，西北大学文学院

　　《全唐文》1000卷，成书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是一部唐五代文章总集，也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大且最受学界重视的唐五代文献总集之一，堪称唐文之渊海。今距清编《全唐文》编纂成书，时间恰已两百年，将两百年来有关《全唐文》的研究、整理作一回顾，梳理其眉目，综览其得失，似对当前唐代文史研究不无裨益，亦可引起学界对唐文整理与研究的关注与重视。

　　一、前人整理、研究《全唐文》之成绩

　　《全唐文》由于包罗极广，成于众手，缺少统一的筹划，故疏漏乖谬之处在所难免。其成书伊始，即有学者进行考订和辑佚。陶敏对百年来《全唐文》研究做了简要概括：“与《全唐诗》研究相比，本世纪《全唐文》的研究显得稍微沉寂一些，有关工作主要在搜集佚文、纠订讹误两方面进行。”①其实如果作更为细致的考察，会发现自《全唐文》成书以来，相关的整理、研究成果绝不限于辑佚与订讹两个方面。以下我们从七个方面对前人整理、研究《全唐文》的贡献分别述说：

　　1.关于《全唐文》之编刻

　　《全唐文》之编纂，最初是建立在内府旧本《全唐文》的基础上，据《仁宗皇帝实录》卷二○二载，嘉庆十三年(1808)十月，仁宗下诏编修《全唐文》：“己亥谕内阁：内府旧藏《全唐文》卷帙闳富，于有唐一代帝王以迄士庶所著各体文，采辑大备，洵为艺苑巨观。……着将此书交文颖馆，通行钞录，并详稽载籍有应补入者，一体编辑，校勘完善，进呈乙览后，刊刻颁行，用副朕崇文讲学、嘉惠士林至意。”同时据仁宗御制《全唐文序》及《读全唐文》诗下小注，仁宗以内府取出“旧有缮写唐文一百六十册”来观看，觉得此本“体例未协，选择不精”(《全唐文纪事》卷首引《御制诗二集·读全唐文》下小注)，故命臣下重修。然而这一内府旧本《全唐文》的来历一直是个疑问，直到葛兆光撰《关于〈全唐文〉的底本》②一文，这一疑团才得以冰释。葛兆光据法式善《存素堂文续集》卷二《校全唐文记》、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和《海宁州志稿》、《海宁渤海陈氏宗谱》等文献记载，考证出此本“相传为海宁陈氏遗书”，而海宁陈氏据《庸闲斋笔记》卷一载当指海宁人陈邦彦(1678-1752)，其辑录唐文时间约在雍正至乾隆初。然而陈邦彦所编《全唐文》的修纂情况及流传情况，限于史料的不足，尚不可得知③。

　　陈尚君在葛兆光研究的基础上，对《全唐文》的成书经过进行更为细密的考察，他从《全唐文》的编修动因、内府旧本考察、主要修纂者、用书情况、体例、编纂不负众望的原因、刊刻与补遗等七个方面进行考索④，发掘出官方为纂辑此书，组成了由文华殿大学士董诰为总裁官的庞大编辑班子，先后预修者有徐松、法式善、孙尔准、胡敬、陈鸿墀等学者，再现了《全唐文》成书的过程，成为目前考察《全唐文》成书必须参考的文章。陈氏另有《唐五代文章的总汇——〈全唐文〉》⑤文，对《全唐文》的编修过程、文献依据、体例得失、价值和疏误、刊印和赓续五个方面展开论述，系对前文的改写，增加了对《全唐文》不足的概括。此外，蔡贵华《阿克当阿与他主持刊梓的〈全唐文〉》⑥一文考察了嘉庆间清廷重臣阿克当阿刊刻《全唐文》的擘画之功，并对《全唐文》的勘校人员做了考察。

　　因《全唐文》部帙浩繁，成书以来仅有两次刊刻。一次为嘉庆二十三年(1818)内府刊本，一次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广雅书局刊本，后者系据前者翻刻而成，新增不少讹误。中华书局1983年在影印嘉庆本《全唐文》的《出版说明》中称：“《全唐文》于嘉庆十九年编成后，即交内府欹劂。”金良年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认为《全唐文》于嘉庆十九年由文颖馆编成后，嘉庆皇帝在审定书稿后指示，依照《唐宋文醇》式样刊刻。按惯例这类官修书应交内务府所属的武英殿修书处刊刻，但文颖馆总裁董诰认为江南人文渊薮，颇多积学之士、藏书之家，对于校雠工作有利，且文汇阁《四库全书》颇便雠校，因此恳请将全书颁发两淮刊刻。嘉庆皇帝阅后应允，即将书稿交两淮盐政校勘。可见此书最终由两淮盐政负责在扬州刊刻⑦。金文认为此书既在扬州刊刻，则不能称为内府本。其实，金文的误解是未能了解清代内府刻书和扬州刻书的关系所致。王绍曾针对金文专门进行了解释⑧，他认为早在康熙十二年(1673)，奉勒编纂的《全唐诗》即由两淮盐政曹寅以盐羡在扬州刊刻，所用为软体字，非常精美，世称扬州诗局刻本，因系奉勒刊刻，故也称内府本。缘此，由扬州诗局承办的《全唐文》尽管并非刻于内府，同样叫做内府本⑨。而清代的目录学著作如陶湘《清代殿版书目》均将扬州诗局所刻称为内府刻本，只是刻书地点不在内府，而在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