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敬文东，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一

　　亚当·斯密(Adam Smith)说，他处的时代是一个商业时代，其特征是以交换和贸易为形式，探讨人们的社会联系或他们积极实现着的人的本质，这使得一切学问和艺术都应该探讨它们在人类生活中，在真正的人的生活中的相互补充。亚当·斯密的如许论述，恰好歪打正着地击中了几百年后我们的1990年代。而有时候，真理、预言往往就是歪打正着的。钟鸣对此深有感慨，他说，一切都变了：

　　我们得来谈谈那时一个金币等于多少

　　那时餐盘里冻僵的一条鱼是否还活着

　　像叶塞宁在绳扣里咽气，像珂丁诺夫

　　像你，像我，突然好象一切都变了

　　(钟鸣：《珂丁诺夫》)

　　和理想主义的1980年代相比，一切都变了，而作为变化的一大征候，作为对亚当·斯密那些精彩论说的一个积极回应，晚报不仅顺应了这个时代，还部分性地参与并开创了这个时代：它甚至就是靶子上的第十环，那个俗称靶心的家伙。晚报代表了信息业的出现。拉兹洛·马凯在评述布罗代尔时有一个深刻判断：“在全部人类历史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外化使劳动与具体的个人相脱离，并成为可以转移、交换和积累的客体。头脑中的信息与记忆留下的信息完全相同，而信息则通过书写、印刷、录音机以及计算机转化成为客体。信息因此进入了技术领域。”①晚报的出现恰可谓生逢其时，因为它满足了信息社会中人在生活技术上对信息的快速要求：今天的信息(新闻)就是明天的垃圾，明天的新闻恰好是今天的方糖，也就是钱钟书多次引用和嘲讽的、挂在驴脖子上能让驴子忘我赶路的那截萝卜。连自称“旁观者”的钟鸣也对《伊利亚随笔》的作者(兰姆)殷殷致意：让我们一块用专栏奋斗吧，我的报界同仁！②当然，这得从相反的方向看。在钟鸣的语势中，说的和做的往往有一种优雅的、向下弯曲的反比关系。

　　下午三点过后，都市里最热闹的地方要数售报亭了。本市的晚报准时到达这里，人们递上钞票，便可换来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绯闻、广告、滔滔不绝的社论、丑闻、数字、白浪滔天的肉体、欲望、谣言、敬爱的哲学、正史说教、伟大的历史哲学以及哼哼唧唧的“痛苦”。晚报是都市人的眼睛、闹钟和食品。人们通过晚报窥探世界——没有晚报，世界就是不存在的；纸上的、虚拟的世界比真实的世界真实一万倍。更重要的是，晚报可以使人免受街头围观有可能带来的担惊受怕，并且依靠新闻特写的简洁描述把街头围观的真实性给取消掉——死水一潭的生活，总是使我们渴望什么地方起火、什么地方有凶杀案，但我们只是一群喜欢用热闹来点缀生活的人，并不愿意自己身处其间：那些起火的大厦，那些流血的事件，让我们有一种恶意的、漠然的快感，然后很快忘掉并期待下一次。欧阳江河写道：“晚间新闻在深夜又重播了一遍，/其中有一则讣告：死者是第二次死去。”(欧阳江河《晚餐》)是的，永远只是下一次。瓦特·本雅明说：“如果报纸的意图是使读者把它提供的信息吸收为自身经验的一部分，那么它是达不到它的目的的。但它的意图却恰恰相反，而且这个意图实现了，这个意图是：把发生的事情从能够影响读者经验的范围里分离出来并且孤立起来。”③除此之外，人们还以晚报来计量一天的时间——晚报前和晚报后；用晚报来填充肠胃——伟大的面粉、小米、南瓜和土豆，现在仅仅成了对晚报的摹仿，就像柏拉图摹仿着理念的椅子：人们要在晚报的广告栏里，才知道这些东西何处有售，忘记了它们曾经生长在土里，直仿佛它们从来就长在纸上。都市里有土地吗？没有。但它有晚报。这就足够了。

　　下午三点过后，专栏作家们又开始贩卖眼泪、灵感、惊呼、哲理、故乡、热点、直到小情小趣的智慧。但愿他们能有一个好价钱。本雅明认为，波德莱尔最明白这伙专栏作家的真实情况：“他们像游手好闲之徒一样逛进市场，似乎只为四处瞧瞧，实际上却是想找一个买主。”④这说的是波德莱尔曾经写过的一首诗：

　　为一双鞋她卖掉了灵魂

　　但在卑鄙者身旁，我扮出

　　伪善的小丑般的高傲，老天爷取笑

　　为当作家我贩卖我的思想。

　　和那个波德莱尔一样，无论是用四川“方言”写作的诗人还是用普通话写作的诗人，也一并出门上路了。不过，他们未必是去当专栏作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出去观察。而晚报随着商品大交换的光临说来就来了，丝毫没有可以通融的余地。以晚报为舞台的，则是铺天盖地的小品文，生、末、旦、净、丑躬逢其会，少长咸集，恰可谓新一轮兰亭集会或滕王阁赋诗。

　　原始儒学经董仲舒、二程、朱熹的打磨后，原先那点微乎其微的鲜活(比如“天行健”“知其不可而为之”“人定胜天”等)早已成为过眼云烟，正所谓“把手间，樯橹烟灰飞灭”。禁锢已久、早已心怀不满的人们则另辟蹊径。道、玄、禅的互相需要以致于“哥俩好、三桃园”似的相互联手，至迟在明清之际就完成了新一轮的“桃园三结义”：以表达性灵为幌子，把一切重大严肃的主题通通转化为趣味。严羽说得妙极了：“诗有别趣，非关理也。”⑤活活为“桃园三结义”当了开路先锋。况周颐则心平气和地呢喃：

　　人静帘垂，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据梧冥坐，湛怀息机。……乃至万缘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何世也。⑥

　　果然是老僧禅定，内心恬静，却了无真正生命的大欢叫，更不用说灵魂在繁复事境面前的巨大战栗，有的只是轻描淡写的小情小趣。性灵、空灵、舒卷等小品特征，把发自人生骨殖深处的悲惨特质视若无物，把时代深处蕴涵的苦难骨髓置若罔闻。我们从不缺少灾难，也从不缺少痛苦，缺少的，只是对灾难和痛苦的深入审视、思考与咀嚼。如果考虑到传统的惯性作用，那么，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小品心态”就是晚报时代改头换面的典型心态。小品心态是道、玄、禅三结义的结果，其特征，是将生命在繁复事境面前的一切反应，仅仅转化为小猫小狗似的趣味。钟鸣对此调笑式地写道：

　　新闻公报说蝗灾自民国年间就已经被消灭

　　增值税，进口税。一辆福特车值多少钱

　　海关人员兜里揣着大把的回扣和文物

　　疯子突然从黑色的算盘打出了一行诗歌。

　　(钟鸣：《伤感的旅行》)

　　事情的确就是这样。而中国文化在许多高明的知识分子那里被总结为“乐感文化”。“日新之谓盛德”“天人合一”“天行健”“日日新”“苟日新”“又日新”……让人头皮发麻。李泽厚据此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精神——想想看，“趣味”如果真能“趣”出悲剧精神，“趣”出对时代事境的真正认证，芝麻也就真的可以变作西瓜。

　　如果小品心态在明清之际是以反击宋明理学的面孔而出现，今天的小品心态(还不如说是晚报心态)则是和晚报时代合谋的一个爪牙，它以文化人的参与、写作者的主动献身为标志。晚报心态的特征是：它快速展现晚报时代中人平面化的情感以及与此情感相关的一切——诚如鲁迅所说，它压出了晚报时代中人皮袍下的“小”来。一个时代注定需要某种心态，某种心态也注定需要对应某个时代。两者不合拍，固然是双方的扑空；而一旦握手言欢，青楼梦好，则分明是皆大欢喜，大红灯笼高高挂了。M. Scheler在《死与永生》中说，世界不再是真实的有机家园，不再是爱和冥想的对象，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正是在这一点上，晚报心态与我们的时代有了一拍即合的地方。

　　表面看起来，晚报心态是对亚当·斯密“商业时代”的一种抗议，是对“物吃人”“商品拜物教”的一种逆动，实则不然。晚报心态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心态在新时期的改头换面，一切事境甚至堪称惨痛的事境，仅仅被当作快速处理的对象，有如晚报新闻的快速一样，并将这一切盛在“趣”的痰盂中，而对晚报时代的“噬心主题”(陈超语)作充耳不闻状。作家陈村对此的合理性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辩护：“一天有朋友通知我，南方的一家报纸刊出对我的批评，说写的是小男人散文云云。我起初觉得挺委屈，再一想果然是小男人了，现在没有仗可打，没有侠客可做，只要不去暴走罗布泊，是很容易沦为小男人的。”⑦想想看，人们在“商品交流”“情感交换”之余买一份晚报，在公共汽车上，在餐桌边，甚至在厕所里，在悠闲的饭后的茶桌前展开报纸，读一读上面的小品文章，大多时候人们会对之报以会心的一笑，然后抛到一边，直至化成纸浆。这也许恰好反证小品写作者是把小品写作当作了“茶余饭后”：读报人的心态与写作者心态恰是同一个心态。有词为证：

　　记得当时，我爱秦淮，偶离故乡。向梅根冶后，几番啸傲；杏花村里，几度徜徉。凤止高梧，虫吟小榭，也共时人较短长。

　　今已矣！把衣冠蝉蜕，濯足沧浪。无聊且酌霞觞，唤几个新知醉一场。共百年易过，底须愁闷？千秋事大，也费商量！江左烟霞，淮南耆旧，写入残编总断肠。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

　　(吴敬梓《儒林外史·篇末词》)

　　不排除这种呻吟之中有令人感慨的内容，但也恰好道出了晚报心态的心声，甚至这中间的许多词汇的各种变种，正是时下晚报小品文的共同遗产。更重要的是，既然“百年易过”，当然也就无须“愁闷”，只闲情逸致地饮些朝晚霞；既然颇“费商量”，当然不用去关心“千秋”事业，否则，“断肠”之势就在所难免，实在有点犯不上。清人沈复曾自述说，他父亲在家宴上点了一出《惨别》，沈复的妻子居然不忍心观看。“余曰：‘何不快乃尔？’答曰：‘观剧原以陶情，今日之戏徒令人断肠尔’。”⑧小小的离别，不唯在沈复笔下能令人“断肠”，在今日的晚报上，同样表演得凄凄惨惨切切。饭后的蒙太奇，小恩小惠的思想火花，对生活的一汤勺感悟，吃饱了撑的似的闲情逸致，顶多来点“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一首流行歌曲的唱词)的不痛不痒的呻吟——差不多就是与晚报时代相对应因而能适者生存的晚报心态的全部内容。

　　面对这一切，我们听见了自称“旁观者”的钟鸣粗粝的笑声。对那些晚报小品文的需要者，那些被钟鸣唤作“群众”的尤物来说，都是些什么货色呢？钟鸣没有忘记暗中给他们描上一笔：“相互簇拥而来，相互簇拥而去，然后，相互吐口水，再相互忘掉。”⑨这种心态并不深刻，也配不上更深刻的解释，它不过是晚报小品文长期豢养、狼狈为奸的基本群众。难怪钟鸣十分传神地描写过契诃夫面对群众时的神情——契诃夫双手一拍：“哎，群众。”也难怪米兰·昆德拉那么喜欢卡夫卡，因为卡夫卡最害怕群众。

　　本雅明一针见血地指出：“新闻业是对文学活动、精神、精灵的背叛。无聊的闲话是其真正的实质。……其表现就是流言蜚语。”据他揭发，《费加罗报》的创始人公开宣称：“对我的读者，巴黎拉丁区的一个阁楼着火，比马德里的一场革命更重要。”⑩晚报生产的流言蜚语和更加重要的阁楼着火，满足了这个快速时代人们对信息的重视。晚报是不能过夜的商品。这确实是一个快速的时代，一切都被赤裸裸的速度所决定，因而一切都变得赤裸裸的。名片、电话、公关、推荐表、试卷、面试、钞票……皱巴巴的时代，一切都以赤裸裸的自我推销、自我解释来完成。时代已到了以秒进行计算的地步。最好认识三天就结婚，四天就太长了。你要早来五分钟，这事就成了。速度决定命运，速度决定时代的面貌。因此，钟鸣不无感伤地说：“15世纪的人类还钻进草剁和田畴做爱，耳畔响彻奶牛哞哞的叫声，阳光月光直接照射屁股，而阳台内裤却考究起来。然后，人类翻到床上，窗帏和巴蕾就产生了。人们敬畏室内小说，也敬畏阴毛。接着便滚进了沙发。电影胶片以格计算，妓女先收钱，性交换作了口语叫‘打炮’。让人想起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这都是速度决定的。”(11)假乳、隆胸术、激光割包皮、银行支票、蔬菜价格、谎言的股东和经纪人、处女膜修复术……人造的美貌充满了硅质物和橡皮，所有美人共同使用一个美人参数，所有人都在以肉体和数字命名，新的命名法则在快速成长，真正的故乡无人问津，梦境——这古旧时期的甜蜜之乡和乌托邦——早已被忘掉，真实的丑陋被虚拟地唾弃，满世界滚动的都是胖子，瘦削的人满怀羞愧。胖家伙看到这伙营养不良的瘦子，要么愤怒他们为时代抹黑，要么暗中高兴他们有幸作为自己的陪衬人……在这个速度就是一切的时代，晚报和晚报小品文不大展宏图说得过去吗？

　　奥·帕斯说：“社会表达和诗歌表达之间总是有分裂”，“诗歌是不同的(另一种)声音”。(12)真正的写作，也由此注定成了旁观者的法定业务；对时代真正暗中“点水”(13)的人，注定要成为旁观者，他们在这面前如果说不是败退，起码是变得不合时宜。与晚报比起来，诗歌，真正的写作，旁观者的事业，显然算不上信息(它只是关于灵魂的状态的消息，它只是关于灵魂的现象学或解释学)；但与时代的真正需求相对照，它们无疑是一种更为古老的食物。而在一个晚报时代，作为一切食物中最昂贵的食物——当然，很可能是最不能填肚子的食物，作为晚报时代暗中的食物，诗歌及一切认证式写作已经没有市场。(14)孙文波说：“如果以普遍的现象为依据，那么在这个时代没有人会需要诗歌的声音。”“我们怎么能够要求一个天天谈财富的人懂得诗歌呢？即使你告诉他过去人们经常说过的话：诗是人类精神构成的最主要的器官，它曾在人类文化形成过程中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也不会听的。他更懂得的是财富才是生活等级构成的必需品，没有财富就没有自由自在的生活。”(15)这就是数学起到的作用。而暗中需要的人们——据奥·帕斯检举——被希梅内斯(Juan Ramon Jimenez)定义为“无限的少数人。”希梅内斯真是个十足的傻蛋！“无限的少数人”在哪里？是那些麻雀吗？或者，是那些营造虚假意识的胖子？看吧，当晚报与互相簇拥着的群众结盟，把不能公之于众的隐私转化为大众消费，把床头演义转化为金钱……按钟鸣的说法，诗歌和所有认证式写作真可谓走入象牙之塔，只成为真正甘心做瘦子的少数人才能、才愿享用的食物。诗歌成为怪物(时髦的人们称之为“边缘性写作”)，诗人“无可如何”地成为一个时代的旁观者。

　　波德莱尔为这种旁观者描绘了一幅有趣的肖像。他说：“此地有这么个人，他在首都聚敛每日的垃圾，任何被这大城市扔掉、丢失、被它鄙弃、被它踩在脚下碾碎的东西，他都分门别类地收集起来。他仔细地审视纵欲的编年史，挥霍的日积月累。他把东西分类挑拣出来，加以精明的取舍；他聚敛着，像个守财奴看护他的财宝，这些垃圾将在工业女神的上下颚之间成型为有用之物或令人欣喜的东西”。(16)诗人在更大的意义上，成了晚报时代被晚报心态与小品文所丢弃之物的收藏者、鉴别者和分类者、记录者。他被迫走向了事境，把曾经高悬的目光转向了垃圾。他拷问垃圾，而将光芒四射的太阳悬置起来。垃圾中，包含了它的几乎所有反光。钟鸣的看法可以视作对波德莱尔的回应：“旁观者就该这样，他是生活的旁敲侧击者，各种秘密的窥探者，精神的偷香窃玉者……告诉你们吧，我们旁观者，小人物，多余的人，在鞋底寻找真理的人，其实就是些用眼睛为灵魂拍快照的人”。(17)如果说在一个慢速的农耕时代，或一个相对缓慢的启蒙时代(比如20世纪80年代)，太阳，以及太阳的眼泪——火——是更重要的“事物”，或者是可以被从容表达的“事物”，那么，在一个快速的晚报时代就不那么从容，它变得遥远、缥缈，像地狱的磷火，不容易为胖子和麻雀所捕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