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l1月3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的“18世纪研究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本次论坛集结全国20余名学者围绕18世纪研究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跨学科交流。与会专家包括来自国内著名高校及研究院专门研究18世纪以及邻近时段文学、观念史、美学、政治学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领域的学者。论坛旨在以18世纪为经线，以跨学科对话为纬线，创建一个有机生长的学术交流网络，并开展与国际学界相关领域的学术交流活动。在会上，各位学者分享了关于18世纪欧洲各国思想、文学和文化发展的新研究与新发现，探讨了中西文化交流与比较研究方面的新课题。这次会议集聚了国内在此领域学有建树的名家和青年才俊，与会者对话热烈，交流充分，获益良多。

　　其中，17-18世纪的中学西传及其对启蒙运动的重要影响成为学者热议的话题。上午开幕仪式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西平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以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关系为视角》的演讲。阐释了17-18世纪来华耶稣会传教士所译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所引起的欧洲“中国热”及其对启蒙思想的影响。他指出，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中国对世界历史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达到顶峰。例如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宋明理学中发现“理”与自己的“单子论”的联系，并在孔子的哲学中看到自己自然神论的东方版本。他认为应对中西文化交往进行长时段的探究。

　　上海师范大学的刘耘华教授对张教授的演讲做出回应。他认为“礼仪之争”给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欲望，并向西方人展现了中国社会的突出特征。同时，他还提出了几点反思，首先应关注西方学者借中国重构自身背后的问题意识，即解决在科学普遍性压迫下忽视个人情感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再者，在大时段的比较视野中，不应忽视微观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罗莹老师分享了题为《清朝来华耶稣会士卫方济及其儒学译述研究》的个案研究。她提出，耶稣会士最初译儒家经典是出于学习语言，以及争取财力、舆论支持的需要。她列举了几部重要译本，如《大学》、《论语》部分章节的译本《中国的智慧》（1662），《中庸》译本《中国政治道德学说》（1667、1669），《大学》《中庸》《论语》的译本《中国哲学家孔子》（1687）更是影响了孟德斯鸠、培尔、伏尔泰等思想家，促使他们对理性与宗教做出反思。其中，卫方济依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译的《中华帝国六经》（1711）尤为重要。卫氏的译词更准确及体系化，并以中西文化意象进行比附，更为接近原貌。

　　其后，学者们将目光转向18世纪在欧洲文明内部的关键地位这一话题。南京大学的江宁康教授发表了题为《西方文明第三源：十七-十八世纪现代欧美文化的形成》的演讲。他指出，西方文化通常被认为共享古希腊、古希伯来两大文明源头，但自1618年-1648年兴起的宗教战争后，随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的签订，西方的民族国家逐步建立，而西方各国对各自民族文化的建构，促成了西方文化内部的裂变。他认为，兴起于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现代性、西方现代文明之源头。在文学艺术方面，他提到了17、18世纪各国重视各国民间故事及风俗，建立文化谱系，美学观念逐步发展，文学谋求介入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