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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文学史》“1841-1949”部分疵议
2015年11月17日 16:46 来源:文学报 作者:王鹏程 字号

内容摘要: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不仅仅包括王德威所沉醉的近代通俗文学的兴起和文学刊物的兴盛,更重要的方面还有现代意义上的启蒙文学叙事、现代性的审美意识、构筑民族国家意识的文学叙事以及文学本体发展嬗变的内在要求等。正是由于在倾斜的历史语境中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和启蒙主义的思想诉求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主线,因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叙事与启蒙主义的文学叙事必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潮流,它们之间相互融合互补、冲突激荡的旋律勾画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然而当我们脱离中西文学比较的视野,“回到中国文学的本身,如果仍然被绝对普遍性的‘抒情’本质占据所有的诠释视域,而不能从经验现象层次去正视中国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环境、不同社会阶层与群体、不同文学体类所呈现的相对‘特殊性’。

关键词:抒情;小说;王德威;文学史;剑桥史;中国文学;清文学;哲学;写实主义;启蒙

作者简介:

  孙康宜和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文版问世以来,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赞誉者掎裳连袂,商兑者亦不乏其人,就其贡献和遗憾均有肯定和检讨。遗憾的是都集中在古代文学部分,近现代部分几无涉及。限于也止于本人所学,仅就《剑桥中国文学史》“1841—1949”,即该书现代部分存在的错误、纰漏以及问题胪列并作讨论。

  贸然的学术判断

  文学史的写作,同一般研究有所不同。其要做出学术判断,必须对文学思潮、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有全面深刻的了解和把握,力求做到客观公允。一家之言的研究成果也可吸纳,但也得有充要的论证和坚实的可信度。如果贸然将自己没有经过“小心的求证”的学术猜想嵌入其中,故作惊人之论,以求所谓新颖独创,往往会适得其反。《剑桥中国文学史》(以下该书简称《剑桥史》,引文凡出自本卷,则标注页码)就严重存在上述问题,兹举其中一些例子如下:

  (一)这部小说着重刻画了侠女何玉凤因父亲被军中副将所害,发誓为父亲之死报仇。在实施复仇计划的过程中,她无意间救下了年青书生、孝子安骥。仇人的突然死亡打断了她的复仇大计,她最终接受了与安骥的婚姻安排。小说阐述了两种世俗的生活理想,即儿女和英雄,以及二者合二为一的可能性。(484)

  这是在介绍《儿女英雄传》的梗概。这个介绍虽然没错,但有偏颇。何玉凤仇人已死,欲出家,终被劝动,同意嫁给安骥。安骥有妻张金凤,亦曾被玉凤所救,两人睦如姊妹,后各有身孕,故此书初名《金玉缘》。《剑桥史》自始至终不提张金凤,不当。

  (二)他在著作《大同书》中描绘了晚清乌托邦的未来蓝图: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社会,繁盛、强大、进步。另一位仰慕者梁启超从龚自珍处继承了“少年”意象,并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着意宣传。鲁迅似乎被诗人对“狂士”和“狂言”的偏爱所吸引,并将自己小说处女作的主角塑造为“狂人”。最后,现代中国诗人和政治家乐于塑造的“崇高形象”也来自龚自珍打破传统的诗歌。毛泽东在1958年推动人民公社运动时所引用的一首关于宇宙力量的诗作,正是龚自珍的作品。(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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