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创作、批评与理论活动之间，一方面相互依存，另一方面也构成一种相互检验的关系：一部文学作品只有经过文学批评的检验才能真正在文学史上立足，一种批评话语只有经过理论的检验才能够确立其批评的有效性，而一种关于文学的理论，如果没有相应的创作实践支持，也很难令人信服。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与创作和批评无关的文学理论离开理论与批评的文学创作，不涉及创作与理论的文学批评，不仅不正常，甚至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因此，一个时代健康的文学生态，必须建立在理论、批评、创作齐头并进的基础之上，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作家之间，既会因各自工作性质与职能的不同而相对独立，又需要在文学这一共同的事业中同舟共济，相互支撑。

　　二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整个中国文学界就被强烈的危机意识所困扰。先是“纯文学”面对“通俗文学”的崛起而感到危机；之后是传统文学形式面对网络文学的崛起而感到危机；再接下来，是文学这种艺术形式本身面对影视艺术的崛起而感到巨大的生存压力。与此相伴随的，则是文学批评因对文学创作越来越缺乏有效性而出现危机，以及文学理论因遭遇作家与批评家共同的忽视而出现危机。

　　于是，近20多年来，我们不断听到类似于“诗歌危矣”、“文学危矣”、“批评危矣”、“理论危矣”的呼声，以及各种各样为传统文学形式与“纯文学”存在的价值进行辩护、为文学这一艺术形式存在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以及为改变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乏力与空洞局面而寻找出路的声音。

　　然而，在进行上述思考时，很少有人将这些存在于当代中国文学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进而意识到它们之间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用古人的话说，就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当代文学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出现的危机，很大程度上都是文学这一共同体总的危机的具体表征。要克服这些危机，我们就不能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当代文学自信心的重建，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它固然需要大量不同风格、不同体裁的优秀作品的创作，需要强势的文学批评的介入，同时也需要理论的支撑，需要建立起充分的理论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