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小时代”，纠结于现实的困惑、物质的压力与欲望的焦灼，自私与自我似乎已经成为人们的某种集体无意识；这是一个“大时代”，民族复兴“中国梦”已然清晰标示出了历史的转折、国家的改革和社会的转型。当下的中国社会，不同利益阶层、知识身份、年龄群体的分化在加剧，甚至原本被认为是同一个板块的代际受众也在分裂为更加具体、细密的结构单元。置身当下多元多变的文化语境中，想要准确把握时代精神和社会现实的主流，在写作中达成集体共识并进行概括性的叙事，正在变得日益艰难。面对着渐趋碎片化的生活，批评家的认知经验、思想资源与审美趣味也变得支离破碎、含混暧昧。

　　文学与时代都是极其复杂的存在，但文学与时代在思想与精神上并不是一种同构与同质的关系。文学既有可能与时代同步，也可能走在时代的前面，还有可能是落后甚至于悖谬。文学有先进与堕落之分，时代亦有光明与黑暗之别，在这种意义上，简单地“跟随”时代是远远不够的。介入时代，构建时代，以至于引领时代才更接近文学批评的理想状态。因此，文学批评在面对文学与时代的时候，既不能脱离对文本的审美和阐释而在时代精神上凌空蹈虚，亦不能够囿于文学自身而置时代精神于不顾，文学批评的艰难与复杂状态由此而生。

　　对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我不敢妄下断言，但我的感觉却是食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而不化，导致与文学创作严重错位和脱节。换言之，没有真正有效地参与到中国文学创作的进程中来。我理解的文学批评是独立于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的一种更富于文学本体意味的文体，它的位置是在文学创作的最前沿，它的价值在于直接参与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潮的进程。当然，它会给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提供最具现实意义的依据与互动的动力。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所达到的高度是显见的，但在具体批评实践中的“生搬硬套”，却使得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在没有读者参与的状态中自我狂欢、自娱自乐。听许多文学前辈谈起过1980年代的《上海文学》，他们说，在将近十年里它所发表的文学批评，不论是批评家还是作家都是要必读的；也就是说，《上海文学》每期近二十个版面的文学批评不仅介入文学，还在引领着文学与时代精神。进入21世纪以来，专业文学理论批评杂志越办越厚，可是有几个作家会认真翻一翻？就是批评家又有几人会去仔细读一读？说批评缺席有失公允，但说批评无效却是事实。我突发奇想，对1980年代的《上海文学》发表的文学批评进行一下研究，可能会从多方面给当下文学批评以启示。还有，我对陈思和教授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一书一直喜爱有加，他没有引用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甚至连概念也都是中国化的；　但是他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却达到了新时期以来鲜有的高度。比如他关于“时代的共名和无名”、“广场意识”、“庙堂与民间”、“战争文化心理”等方面的独特研究，既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界，又深入到了文学的底层与细部，让人耳目一新。重要的是这些理论观点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所处时代的有效性，这种研究与批评的方法不仅对文学创作施加了积极的引领作用，亦敏锐地捕捉到并准确地描摹出了那个大时代的文学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