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读小学六年级，随父母下放到北大在江西鲤鱼洲的“五七”干校，有幸参加了千里长途野营拉练。

　　北大“五七”干校的拉练队伍号称一个营，人员包括工农兵学员、部分教职员工、“五七”中学以及“五七”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和老师。我们于十二月底出发，目的地是著名的安源，来回行程一共一千三百里。在拉练队伍中，我们年龄最小的十几个人编为一个排，走在最前面。为了让大家有个适应过程，第一天的路程只有四十余里。然而老天不赏脸，一上路就风雨交加，虽然穿着雨衣，仍然浑身湿透。寒风一吹，直觉得透心凉。鲤鱼洲位于鄱阳湖畔(原鄱阳湖底)，是用二十多米高的大堤围垦出来的。我们在大堤顶端的公路上行军，大风袭来，似乎能将人刮入鄱阳湖里，令人提心吊胆。尽管走得跌跌撞撞，却没有一个人掉队去乘坐收容的汽车。

　　说是野营拉练，但由于没有帐篷之类的装备，我们其实从没有真正野营过。每到一处，基本上都是借当地中、小学的教室，在地上用借来的稻草打地铺。睡觉的时候把床单盖在稻草上，衣服塞进挎包里当枕头。条件虽差，但由于走得精疲力尽，每晚都是倒头就睡，一觉睡到起床号响。偶尔我们也会分散住到老乡家里。有一次和六七个同学住在一家的阁楼上，阁楼里面放着一口黑色的大棺材。睡在棺材旁边，大家心里其实可能都有点发怵，但人人嘴硬，纷纷声称敢在棺材里过夜。当然这仅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已，无人敢付诸行动。

　　说来挺有意思的，我的父母也都在这支拉练队伍里，分属于八连和七连。走了没几天，干校的领导让父亲赶写一篇文章或教材什么的，为了能腾出时间完成任务，他时常和打前站的炊事班一起坐汽车。母亲和我都笑话他是个“老爷兵”。母亲则十分活跃，是宣传鼓动队的成员，和几个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一起跑前跑后打着快板念她们自编的鼓动词，为大家鼓劲。那时她已将近四十岁了，精力却一点也不输给二十几岁的学生。

　　学校那时对学生管得很严，不允许我们自己去商店买东西。我的一个朋友溜进店里买了几块糖，被老师当场拿获。他这种行为受到了严厉批评，本人还得写检查。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本来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行军路上伙食又比较差，老是觉得饥肠辘辘。我母亲总是会设法在小铺里偷偷买上几块饼干之类的东西塞给我解馋。不过这种事仍必须悄悄地进行，如果被老师发现，还是要挨批的。这给我出了难题：如何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不被觉察地把它们放进嘴里!

　　整个拉练中最艰难的两次行军，一次是在元旦那天。为了要早点儿赶到驻地包饺子，领导决定最后二十里改为急行军。普通行军的速度是每小时十到十二里，急行军则是每小时二十里。这二十里路完全就是跑下来的。很多人的背包都颠腾散了，只好抱着跑。我们这个排有一半人进了收容队，我属于跑到了目的地的另一半，还挺自豪的。不过说句老实话，途中有好几次差一点就放弃了，只要稍微松那么一口气，大概也得进收容队。另一次是一百二十里的长途行军。我们半夜两点起床出发，一直走到傍晚才到达。最后一段路，人就是机械地在走，好像麻木了一样。这次行军为了贴近“实战”的要求，特别安排了野炊。大冬天能在半途中吃上顿热面条，还是挺让人期盼的。谁曾想，炊事班的人可能由于睡眠严重不足，竟然稀里糊涂地把点灯和引火用的桐油当作菜油放进了面里，结果根本不能吃。大家对着一大锅热腾腾的面条只有干瞪眼，到头来还是得啃凉馒头，沮丧之情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