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去林语堂故居时，总会想起另一人——鲁迅。鲁迅和林语堂是中国近百年来最有代表性的两位文化巨人。时代的因缘际会让他们走到一起，后来，又因个见不同分开到各自不同的人生战场，他们之间岂是“恩怨”二字说得清的。但要说起他们的西装与长衫，还是有一番来历可说的。

　　林语堂出生于闽南山区一个乡村穷牧师家庭，从小就接受西方基督教与本土中国儒教两种文化的熏陶，他的血液里流淌着中西两股文化基因。从小学到圣约翰大学，林语堂一直都在基督学校上学，可以说，这时期林语堂的西学功底要厚于国学，他早早地打开了西洋的视野。一个从小接受西洋文化熏陶的林语堂，穿着西装出现在公共视野也就显得顺其自然。而出生在封建士大夫家庭、从小在传统文化沃土中长大的鲁迅，一生钟爱长衫也同样不足为奇。然而，有趣的是，林语堂虽然穿得很潮，观其一生，他却是一个传统的文人，他的西装下裹着一个新道家传统；而鲁迅虽长衫一生，却又是一个十足的先锋派，他的长衫内藏着摧毁旧世界的新思想，二人对比十分鲜明。

　　鲁迅留日时，有感于国内同胞之愚弱，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他弃医从文，以笔为器，展开一场漫长的厮杀。这时候的鲁迅接受了叔本华、尼采的思想。面对积贫积困、列强欺压的旧中国，鲁迅强烈渴望改变这个世界。留日归来时，国内正处在山雨欲来前夜，胸怀利器的鲁迅时刻在关注时局动向。后来，以陈独秀、胡适为首的“新文化运动”一经发动，鲁迅便毅然投身其中，成为一员主将。这时候的鲁迅主张打倒一切旧传统。面对千疮百孔的旧中国，他内心装着一个超人；可在他眼里全都是连挣扎都没有的“小人”：一群阿Q，一帮只接受苦难没有反抗的祥林嫂，顶多是喊几嗓子自由的几个“子君”，几个有那么一点意思却没有能力的小年轻。他必须拿起武器，去摧毁这个世界，重新建立新世界。

　　鲁迅如一个伟大的灵魂工程师，把手中的笔，化作锋利的钢刀，先割去日渐溃烂的痈疽，再剔开表层去刮骨疗毒，然后朝着昏昏沉沉的国民一声惊雷般的呐喊，让其灵魂觉醒过来。这时候的鲁迅是穿着长衫的先锋战士，冲在中国民主及民族革命的第一线。

　　而与鲁迅同时代的林语堂为何不先锋一下呢？按说，年轻的林语堂在欧美求学多年，那时的欧美正处在工业全面兴盛后走向危机时代，各种思潮分流涌动——直觉主义与意识流、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各种学说相继登场，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各种思潮席卷世界，这是一个人心思变的动荡时代。1919年，林语堂就读于哈佛大学，之后转至德国莱比锡大学，一直身处世界各种思潮争端的前沿。然而，林语堂好像对这些不感兴趣似的。他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期间，学校图书馆里中文典籍汗牛充栋，令他沉迷于中国文化。这为他日后沟通中西两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没有拿出自己的主张不等于反对别人的主张，更不是思想的保守落后。1923年，林语堂取得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当了北大教授。当时，国内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分化，以周氏兄弟为首的“语丝派”与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派”激战正酣，林语堂毫不犹豫地站在“语丝派”一边，与昔日有恩于己的胡适他们展开论战。站在中国文化运动的主线上。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穿西装的林语堂，与穿长衫的鲁迅并肩战斗，一同探索国民性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