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学校生活久了，有一个声音始终在耳边响着，那是慈母般的声音，是她在日夜叮嘱我们，要我们勤学上进，要我们不忘远大的理想，将来做一个于社会、于人类有用的人。这就是校训。老师的教导是有的，但老师不可能终日耳提面命。最恒久、最精括的是一个学校的校训，它是一盏长明灯，它又是一口警世钟，伴随你求学时间的日日夜夜，却是影响你的一生一世。

　　校训体现一个学校的精神，体现学校的办学理想。校训的概念是西方引入的，在中国近代，最早设有校训的学校大多是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是Lightand Truth（光与真理），燕京是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意为：“即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世界名校的校训各擅其长，异彩纷呈，令人赞叹。剑桥是“此乃求知学习的理想之地”；耶鲁与圣约翰相近，是“光明和真理”；其中尤以哈佛最为高远豪迈，原文为拉丁文，大意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斯多德为友，更与真理为友。”

　　校训表达一个学校对所有学生的要求和期待，它代代相传，使理想的精神赓续久远，永无止期。我的中学也是教会学校，英国卫理公会办的，前不久重访剑桥，找到了那里的三一学院，认它为母校的姐妹校。可惜福州的三一学校留下来的只有校长万拔文亲自写的英文校歌，而没有确定的校训。至于说到我引为骄傲的母校北大，我只知道它现在的校区燕京有（见前引），遗憾的是，北大是始终阙如的。

　　一所特立独行的学校，一所风格鲜明的学校，一所从立校之初就负着坚定使命和旷远目标的学校，也是一所举世闻名的学校，然而，出人意想的是，它至今尚未确定自己的校训。也许是它素有的“满不在乎”在作怪，也许是由于它的自恃清高的矜持，所有的命名都无法抵达它的无以言说的高远与丰富。就这样，它就在这种举世昭昭的注视下，成为一所迄今不设校训的名校。

　　这所大学有悠久的历史，要是从1898算起，迄今历时一百一十余年，它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戊戌变法诸多改革的措施，都在那场惨烈的血洗中化为乌有，而这所学校——它体现着建立现代综合大学的宏愿——是这场流产的革命仅有的遗存。风暴和烈火中诞生的学校，它保留了近代以来中国为改变国运奋斗图强的激情和记忆。一百多年间，中国大地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莫不都与它有关，都有它的身影，都留存着它的呼吸和体温，以及充满激情的惊世骇俗的呐喊。它本身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写：沙滩红楼，民主广场，“新青年”和“新潮”，还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和马寅初，这些人名和词组，镌刻着它的历史的辉煌。

　　记得季羡林先生在世时曾有言曰：北大当初的校名是京师大学堂，是国中最高学府，是“太学”，论历史应从汉代算起。季先生一番话，无意间延展了北大的千年历史。这种延展有点遥远，一时难以说清。按照鲁迅的观点，“北大是常为新的”，北大是有别于旧式学堂的新学，它有新精神，新传统，因此也应当有体现新精神、新传统的新校训。遥想五四当年，它从遥远的西方请来了两位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位外来的先生，加上力主学术独立、兼容并包的蔡元培精神，看来，“民主、科学”，应当是体现了这所大学立校之根本了，然而，北大依然没有考虑将此列为它的校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