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进入了“平台期”，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常态”。

　　但是，正是在这个“新常态”时期，呈现出“非常态”的发展特点：与文化产业整体增速持续下降相反，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相关的文化部门出现爆发式增长。从上市公司数据来看，自2010年以来，数字文化产业上市公司营收增速一直在20%以上。2016年前3个季度，数字文化产业上市公司营收达657.8亿，增速为49.6%。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数字文化产业相关领域的超常增长，就不可能有中国文化产业整体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

　　由于数字化内容的增长，出现了一系列“热核反应”般的产业升级和扩展运动。由于智能终端迅速普及和互联网生态平台的出现，“用户自创”（UGC）内容迅速超越专业创作内容（PGC）成为内容生产主体，投资界开始追捧自带“粉丝”和有近乎无限开发潜力的IP内容，推动基于IP的全方位开发，形成“泛娱乐”战略，并通过创意设计间接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产业提升。这一重大发展态势最后集中体现在国家将数字创意产业纳入国家五大战略新兴产业之中。

　　数字创意产业不仅生产大量可供直接消费的文化产品，也与国民经济各个产业跨界融合，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实现转型升级。数字创意产业在推动中国的社会发展走出工业化阶段、走向后工业化时期过程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数字创意产业成为我国文化产业“新常态”时期的“非常态”发展的突出标志。

　　从“管文化”到“治理文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这个总目标，必须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切实提高文化领域管理效能和服务水平。回顾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可以说，十八大以来，就是根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从“管文化”走向“治理文化”，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首先是降低文化市场准入门槛，建立统一规范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文化部先后取消和下放了9项文化市场行政审批事项，文化市场14类主体设立审批全部实施“先照后证”管理，这些措施推动了行政审批规范化，完善了文化市场的法治基础。其次是加强对市场主体行为的监管，规范市场秩序，确保文化市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监管有力。文化部为此修订出台了一系列文化市场法规，包括《娱乐场所管理办法》《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等。再次是积极扶持行业协会，沟通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并承接部分政府管理职能转交。包括指导行业协会出台《行业自律与服务公约》规范行业行为；指导行业协会建立职业培训体系，作为行业管理的基本手段；指导行业协会建立统计制度，定期发布行业数据监测报告，掌握行业运行状况；以及支持行业协会定期举办年会，发挥行业协会沟通政府与企业关系、维护行业利益的作用，等等。

　　文化管理体制的上述变化的积极效果是明显的。根据权威数据，近年来我国新注册企业呈暴涨趋势，截止到2017年6月底，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数量超过322万户，同比增长22.4%，比全国企业数量平均增数高出3.1个百分点。在市场环境大为改观的情况下，中国出现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文化产业在创新领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