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明杰出的书画大家董其昌的老家——上海，一场规模空前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正在上海博物馆举办。观者云集，热闹景象仿若过节，是2018年岁末当之无愧的“不容错过的艺术盛事”。

　　有人说，“看不懂董其昌，说明还未真正理解中国书画”，也有人说，“董其昌是中国书画的一把标尺”。如何理解董其昌，真正走进董其昌和他的时代？这场中国大陆规模最大董其昌书画展经数年筹备，遴选来自上海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海内外15家重要收藏机构的董其昌作品及相关作品共计154件（组），立体呈现董其昌置身的“时代土壤”，梳理其于书画理论、创作实践方面的师承脉络与艺术渊源，力求较为全面地展现董氏的艺术超越和艺术影响。这些来自不同收藏机构的作品，在此展逗留的时间跨度并不统一，其中一些展品展出时间很短。值得一提的是，来自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青卞图轴》正好度过了它的休养期，才得以来上博露面。

　　上海博物馆是董其昌传世书画的重要收藏与研究机构，多年来围绕董其昌进行了深入研究。这次展览因作品呈现背后有着深厚的学术积淀，也被称为一次“研究型展览”，可以视为当下董其昌研究最新进展的转化和大众呈现。

　　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回顾近现代百年美术史历程，无论是书画鉴赏、画史撰写和实践创作，董其昌是文人画史上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人物。”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凌利中说。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香光、思白、思翁，原籍上海县（今上海闵行区马桥），后徙居华亭（今上海松江区）。明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谥“文敏”。作为中国书画史上承前启后、影响巨大的一代书画大家，董其昌集前人之大成，融会贯通，洞察画坛时弊，以禅喻画，及时明智地提出与倡导“南北宗论”，并在实践上充分加以印证，创中国文人画理论史上又一高峰。他拈出“笔墨”论，昭示“笔性”论，翻开了文人画创作的新篇章。董氏之后，清初四高僧、四王吴恽、金陵画派、新安画派等，乃至晚清、近代300余年画坛，大都在其理论影响之下而成就，形成了一个群体性的文人画创作高潮。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术史专业在高校设立，撰写中国绘画史成为一门独立人文学科，对董其昌的关注曾活跃一时。1989年，上海书画出版社曾举办董其昌书画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后数十年间，规模不等的专题展、研讨会此起彼伏，文集图录较为丰富。饶有意味的是，这些活动都在大陆外进行。海外的董其昌专题展可追溯到1992年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何惠鉴主持的“董其昌的世纪”展，较近的则是2017年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董其昌和他的时代”。而在中国大陆，董氏专题展长期空白，事实上，大陆学者未曾忽视董其昌的研究。

　　在凌利中看来，专题展空白至今的缘由诸多，主因或可概括为四个字：“较难把握”。凌利中回忆，自己20年前入职上海博物馆，得到钟银兰和了庐的指导，两位先生都曾提示，书画从董其昌入手，可纵可横，易于理解文人画妙处。

　　此次展览借用明末清初画家王鉴评价吴伟业作品之辞，以“丹青宝筏”命名，也是表达这层意思——“宝筏”，原为佛教语，喻指世间一切事物由困惑到解决所使用的方法与手段。董其昌影响并且成就了八大山人、王原祁等一大批优秀艺术家，诚如董其昌挚友陈继儒的评价：“狮子一法乳，散为诸名家”。董其昌也可视为理解中国书画的“宝筏”，由董其昌而深入，能够步入由之贯穿的文人画史等研究的茂密森林。

　　“有关董其昌的研究课题，空间十分广泛，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其难度与复杂性不亚于甚至超过了赵孟頫的研究。倘有可能，甚至可将其列为中国画史中的一门‘董学’，犹如文学史之‘红学’研究，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学问。”凌利中说，举办此次展览，期望于系统梳理、重新理解董其昌及其时代的书画艺术成就与意义方面有进一步的推动，成为董其昌研究的一个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