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清华简，让我们重新审视文化渊源（文明之声）

　　90多年前的1925年7月，就在清华简入藏的清华大学，王国维先生作过一次演讲——《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演讲中，他提出了“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的著名论断，并分析了当时的四大发现甲骨文、西域木简、敦煌文书、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对中国古史研究发展的贡献。毫不夸张地说，清华简，也是一次这样重大的“新发见”。

　　这批竹简的埋藏时间是战国中晚期，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也就是说司马迁写《史记》时不曾见过。正如当年鉴定专家组所指出的：“这批战国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清华简是近些年出土文献研究热衷的热点。自2010年年底起，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每年出版整理报告一册，目前共出版了7辑整理报告，在历史学及相关研究领域产生重要影响，但这也只是整理研究的第一步，光是整理出版就需要十几年，后续的研究则将持续更多年。

　　最大限度保存先秦典籍原貌

　　中国文化有几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也就是思想文化的高峰时期，比如周汉之际、两宋之际、明清之际，其中周汉之际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即春秋末年到战国再至西汉初年，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时期完成奠基，并出现第一个高峰。后世流传的经典，大都于这个时期形成。诸子百家并起争鸣的局面在历史上是独特的，给后世带来深远影响，到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盛况终告结束。

　　中国有着总结学术发展的悠久和优良传统。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业已经历了从原始时期到夏、商、西周三代之变。对于错综复杂的远古文化，孔子从学术史的角度将其归结为“六经”。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致使中国大量的古代书籍严重失传，以致后代出现了一些所谓续作的“伪书”，传世的书面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歪曲和变化。因此，这一时代典籍文献的重新发现不仅会影响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而且直接影响到此后甚至中国整个学术史的研究。

　　简帛是我国纸的发明和普遍应用以前的书写载体。由甲骨文知道，至少在商朝已经大量使用简了。至于丝织品的帛书，最早使用的证据是在春秋晚期。战国简帛大致可分为书籍和文书两大类，而书籍对古代文明历史的研究更加重要。这种战国时期的原本书籍最早为现代学者所见，是1942年发现的长沙子弹库帛书，但由于那时楚文字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其内容很长时间未能得到解读。真正完整的战国文献是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和清华简3批，郭店简、上博简的内容偏重于儒家、道家等思想性、哲学性著作，而清华简的内容则是偏重于六经和史学，我们称其为经史类著作。

　　类似经、史类著作的发现，过去在中国历史上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在汉景帝末年，在曲阜孔壁发现的书，最主要的是《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典籍；还有一次是在西晋武帝咸宁五年发现的“汲冢竹书”，其中最主要的是《竹书纪年》，属史书类。清华简，则既有《尚书》这样的类似“孔壁中经”的经类著作，也有《系年》这种很像《纪年》的史书著作，其在性质上与“孔壁中经”和“汲冢竹书”都比较相似，相当于找到了当时一个伟大历史学家的藏书，所以在学术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重新理解经学提供新资料

　　清华简中与《尚书》有关的内容最多，如《尹至》《尹诰》《程寤》《保训》《皇门》《祭公》《金滕》《说命》诸篇。我们知道，一直以来，存在着古文《尚书》真伪的争论，我们在清华简发现了真正的古文《尚书》，明确地证明了《十三经》中流传的孔安国古文《尚书》是一个晚出的本子，使得伪古文《尚书》的论争问题得到了很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