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郑振铎自己后来也讲了：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非常自豪地说，当时在上海，任何一部古书要出售，最早知道消息的就是他。只有他觉得不必买，这个书才能被人家买去。所以，郑振铎、何炳松、张寿镛、张元济这些先生是真正的爱国英雄，真正的幕后英雄，完全是不图名，不图利，而且是冒着生命危险。

　　陈福康 男，1950年生，浙江湖州人，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研究员。198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从事中国文史研究工作。著有《郑振铎传》《中国译学理论史稿》《郑振铎论》《一代才华》《郑振铎与读书》《井中奇考》等。发表论文及文章数百篇。

　　郑振铎先生1898年12月出生，1958年10月份他带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不幸飞机失事，因公殉职。尽管他只活了60年，但是他一生的贡献是非常广泛而重大的。他解放后担任我们国家第一任的文物局局长，1954年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他是新中国初期的文物考古工作，包括博物馆、图书馆工作的最高负责人。说到“劫中得书”这个题目，首先，什么叫作“劫”呢？这是从佛教中引进的一个词，世界毁灭、亡种灭族谓之劫。我国历史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可谓大劫。

　　我想先在这里强调一下几个概念和时间，第一，我们现在所讲的中国抗日战争，一般都是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的。但实际上这是日本全面侵华和中国全面抗战的一个标志，日寇侵华早在1931年“九·一八”就开始了。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事变，日军大规模侵犯上海。另外还有一个概念叫“孤岛上海”，什么叫“孤岛”？当时的上海是由华界和租界两个部分组成的。而租界就是帝国主义在我们中国的国中之国。在日寇刚开始进攻上海的时候，就是先占领华界，但不敢直接去侵占租界。因此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这一小块地方就好像大海当中的孤岛，只有这里尚未沦陷。这个“孤岛”时期的时间节点是很明确的：从1937年11月12日开始一直到1941年12月8日，即日寇发动珍珠港事件，开始正式向美国挑战的那天，他们同时进攻上海和香港。上海在这一天一下子就沦陷了。所以说1941年12月8日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上海，并不能称为“孤岛”时期，整个四年都是敌占时期、沦陷时期。孤岛时期应是整个上海全部沦陷之前的四年。

　　抢救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

　　郑先生有一本书叫《劫中得书记》，它记载了在日寇侵华期间他是怎么抢救我国的珍贵图书的。这本书是在“孤岛”时期写的。后来他做的大量工作表明，其实他在整个八年抗日战争期间都在抢救我国的珍贵图书，而且越到后来越艰险。

　　1930年代的上海，一直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很多知识分子都集中在这里。但是到了“孤岛”前期，很多人为了避难和开展敌后文化工作，大多迁移到大后方去了。但是郑振铎却一直没有走。他当时是暨南大学的教授，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暨南大学是上海当年少数的国立大学之一，校长何炳松也是很爱国的一位学者。1937年的11月12日“最后一课”上完，何炳松校长就把国立暨南大学迁到内地去。但是，郑振铎没有选择内迁而是坚持留在上海。很显然，留在敌占区是非常危险的。而他留下来的目的，即使是与他一起发起文学研究会的叶圣陶、茅盾这样的好朋友，他当时都没有明说。实际上，他留下来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和抢救劫中的图书。而这个事情要从上海全部沦陷之前说起。

　　大家都知道，江南一带是中国最富裕、文化程度最高的地区。特别像苏州、常熟、湖州、宁波，明代以来，最出名的藏书家都出在这些地方。但是，一到打仗，那些藏书家都要逃难，他们的书就很难保存下来。此外，他们当时也需要钱。藏书家一般把钱都用去买书了，到了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就要被迫卖书。郑振铎当时就发现了这个情况，觉得这个很关键。他最初买书主要出于个人爱好，看到什么好书就买下来。

　　在1938年5月上海“孤岛”初期，他买过一部书，叫《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脉望馆是清代一个藏书家的藏书楼的名字，而这部《古今杂剧》则是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书。因为杂剧是我国古代戏剧的精华，而元代杂剧保存下来的并不多，一些重要作品保存在这部书里。这部书本来应该是64册，1938年5月郑振铎得到消息，在一个书商那里发现了32册，郑振铎当时拼了命也要把它买下来。但是在郑振铎看到前面32册之后，后面32册书商就不卖了。经过郑振铎跟书商反复的谈判，最后终于完整地买下来了。这个书当时是比较贵的，要9000元，郑振铎到处去借钱，都借不到。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他通过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用国家拨的钱才把这部书买下来。而这件事对他以后抢救图书的经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件事情让郑振铎得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国民党政府，也是可以争取的，也是可以让他们出钱来买书的。

　　这部《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里，有242本杂剧，其中有一半是湮没了几百年的孤本。而且很多还是稿本、抄本，没有刻印过。在这几百本中，元代人所写的就有29种。“孤岛”前期郑先生买了很多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部书。郑振铎当年就认识到这部书的重大意义，他写道，这是一个宏伟丰富的宝库：“这宏伟丰富的宝库的打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增添了许多本的名著，不仅在中国戏曲史上是一个奇迹，一个极重要的消息，一个变更了研究的种种传统观念的起点，而且在中国历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上也是一个最惊人的整批重要资料的加入。这发现，在近五十年来，其重要，恐怕是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的汉简的出世的。”他抢救下来的这样一部书的价值，堪比敦煌的发现和西陲汉简的发现。解放后他又一次写道：“肯定地，是极重要的一个‘发现’。不仅在中国戏剧史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们说来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国文学宝库里，或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里，也是一个太大的收获。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旧抄本的发现。”也就是说，他认为这是可以与19、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相媲美的。

　　而作此评价的远不只他一人。张元济信里也提到这是人间瑰宝，是绝世之“国宝”。而且他也认为，这书万不能任其流到国外。张元济先生是商务印书馆的元老，而当年的商务印书馆是整个亚洲最大的出版社，是包括出版、编辑、发行三位一体，还拥有图书馆的一个综合文化机构。编译所、图书馆等被日本人炸掉以后，商务印书馆就内迁了，但是张元济因为年纪大没有去。他当时就提出，为了保存孤本，必须把这部书转化为铅印本，要立即把最重要的部分印出来。而这和郑振铎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是这些事情都不是他们两个人就可以决定的。因为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实际负责人已经迁到香港，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也搬了一部分到武汉去了。而且，郑振铎这个书是为国家买的，这个书能不能印要问政府当局，要教育部长同意。因此，两方面都得反复交涉。最后交涉成功，出了一部书叫《孤本元明杂剧》。尽管现在这个书在图书馆比较普通，但是你如果了解这样一个过程——当年郑振铎和张元济之间的来往信件，张元济和王云五之间来往的信件，郑振铎和教育部之间来往的信件，其中有一部分保存了下来——那么你才会知道，当年出这个书是非常非常艰难的。1957年时，中国戏剧出版社根据商务印书馆的本子重印，所以现在一般的图书馆里都有。

　　从国民政府请款，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

　　《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是郑振铎在抗战时期，用国家的钱为国家抢救图书的第一部。到了1939年，随着抗日战争越来越激烈，郑振铎的朋友逐渐都走了。后来人家给他编《西谛书话》，请叶圣陶先生写序，叶先生有这样一段话：“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哪知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站到自己认为应该站的岗位上，正在做这样一桩默默无闻而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甚至还有人传出来说郑先生跟周作人一样，做汉奸了。当年传说得很有模有样，上海沦陷以后，1941年以后汉奸报纸上就公布过，日本方面要召开一个东亚文学工作者大会，参加的人有很多，里面就有郑振铎先生。

　　非常巧的是，这一天郑振铎的日记也保存下来了。郑振铎自己看到了这条报道，他在日记里面写到了。他当时愤怒得不得了。抗战胜利以后，郑振铎自己写过两篇文章，稍微透露了一点其中的细节。读者都很感动。我看到过上海1946年的时候有一个杂志叫《上海文化》，曾经举行过投票选出大家最尊敬最喜爱的作家，郑振铎就是榜上有名的。大家都是因为这件事而投他的票的。当年大家看了他写的一篇文章叫《求书日录》，记录了他当年为什么要留下来，做了些什么事情，老百姓才知道，郑先生是这样的一个人。

　　再回过来讲。到了1939年时，市面上散出来的书越来越多，但是郑振铎越来越买不起了。他当时已经把能够卖掉的东西都卖掉了，甚至有时只能把自己不是太重要的书卖掉一点，再去买重要的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挖肉补疮”。既然当年很珍贵的书都是很便宜地卖，那么他拿出来卖的书也卖不了多少钱。后来，他自己家里可以拿出来的钱，从朋友那里借的钱，这些凑钱的办法都用得差不多了。他非常痛苦，连做梦都希望有个有力的人出来，挽救这些图书的命运。在他当年的文章里，他老是使用如“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这样的成语。

　　后来，他想到了1938年时，曾经通过陈立夫让教育部批钱买了书，他就想应该再走走这样的路子。我们知道，郑振铎先生在五四运动时期，就是一个非常进步的青年。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是很清楚的，国民党方面当然也了解这一点。所以，他当时想要争取国民政府的拨款，就去找了几个比他年纪还要大、没有政治色彩的有威望的爱国老人。一是张元济，一是何炳松，还有一个是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报告由郑振铎起草，痛陈江南文献遭劫的危急状态，指出其严重后果，强烈要求当局拨款予以抢救。根据保存下来的郑振铎1940年1月5日的日记说，1月5日他们就拍了一个电报。那天，他正好得到消息，说敌伪要绑架他，因为他的名声是比较大的。他在敌人的机关当中，像法院、巡捕房这些地方，有一些朋友，就得到了消息，于是出去躲在外面。他那天在外面躲的时候就碰到了他的一个同事周予同，他同周说，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但是却有一团浩气在。他们互相激励，这样的话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下来。1月5日的电报，原文保存在台湾。

　　当年郑振铎打电报给重庆，当时的中央图书馆筹备馆长叫蒋复璁。在抗战之前，郑振铎不认识他，但早就认识他的叔叔蒋百里。1935年，国民党在南京任命蒋复璁成立了一个中央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当时这个图书馆里什么书都没有，蒋复璁只好通过国民政府发文，要求所有的出版社、报社出版什么书都要往我这里送。那能有多少书？古籍善本当然是一本都没有的。

　　郑振铎他们拍了电报给朱家骅，朱家骅当时有一个身份是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董事长，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和朱家骅就联合起来，拿出教育部及庚款的钱来抢救国家劫难中的图书。就在抗战前夕，国家曾拨了一批钱给中央图书馆（筹），让盖楼房的。但是这个楼房还没盖，南京就被日寇占领了。这笔钱还在银行，陈立夫和朱家骅就决定正好把这笔钱拿出来买书。现在过了六七十年，再想一想，仍然觉得这个决定是非常及时必要的，但是当年其中还有很多曲折。郑振铎他们拍电报后得到的回电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如有沪上热心文化有力人士，共同发起一会，筹募款项，先行搜访，以协助政府目前力所不及。将来当由中央偿还本利，收归国有，未识尊见以为如何？谨此奉复，伫候明教。”

　　郑振铎当时看了这封回电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我在上海若能找到有力人士，能够筹款，还来找你们干什么？当然，他也能体会当局的困难。后来，陈立夫和朱家骅有了这个想法和决定，郑振铎就非常兴奋。陈立夫和朱家骅派蒋复璁从重庆潜赴上海，与郑振铎他们具体商谈。他要冒着生命危险进入敌占区，先到香港，再化名一个商人来沪。

　　1940年1月，郑振铎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叫“文献保存同志会”，这完全是一个地下的秘密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是立有章程的，这个章程就是郑振铎起草的，一共有十条。重庆方面，最初就想到了在战前有一笔法币，百余万元建房款，尚未动用，商议认为应该用这笔钱买书，各方面都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主意。以前这个情节一直是秘密的，从来没有公布过。郑振铎的回忆里面也语焉不详，没有详细说明。后来，从台湾的档案材料里还发现，这个事情是一直通报到蒋介石那里的。这对国民党政府来讲也是一个大事情，因为这是几百万块钱，后来还不断地增加，在抗战时期投下去在救书里，他们是冒了险的。

　　抗战后公布了一部分郑振铎的日记，里面有一篇就是1940年1月11日，他离家躲避，这时是“孤岛”末期，他得了严重的感冒。他说是他有生以来，从小到大，还没生过这么重的病。就在这个时候，13日那一天，蒋复璁从重庆来到上海，找到暨南大学，找到何炳松。那一天郑振铎的体温仍高达摄氏39度以上，但他坚持去开会，制定了抢救善本的方案。郑振铎对情况了若指掌，当年的江南一带，什么书已经流散出来了，什么书马上要流出来，什么书还没到，什么书最珍贵，首先应该先抢救哪一部分书，全部都在他的肚子里面。张元济等人给他做参谋，他们都是大学者——何炳松是著名的史学家，张寿镛编集过著名的《四明丛书》。郑振铎在日记里面就说：从今以后，绝不听任江南文献流散他去，有好书，有值得保存的书，就必须为国家保存。当时还有一个分工，每个人各自负责什么。张元济因为年纪太大，身体也不好，基本上不参加具体工作，重大的事情征求他的意见。而负责出面采访、谈判，最辛苦的事情都是郑振铎一个人挑了。何炳松主要负责保管经费，张寿镛协助何炳松保管经费并协助郑振铎鉴定古籍。

　　郑振铎当年是有“交通员”的，就是有一两个小青年帮他跑腿。因为大家都在上海，他们的信不是邮局寄来寄去的，寄来寄去反而慢，而且危险，都是送来送去的。郑振铎每天不知道要写多少信，跟几个先生都要写信的。张元济先生和何炳松先生，郑振铎写给他们的信，他们全部烧掉了。他们都很谨慎，而且不止他们的，郑振铎自己，人家写给他的信，他也烧掉了。郑振铎提出来看后就烧掉。只有他写给张寿镛的信，张先生没有烧掉，而且装订成册，珍藏起来。张先生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时逝世了。后来张先生的家属，把这批信捐给了北京图书馆，保存下来。郑振铎写给朱家骅、陈立夫、蒋复璁的信，蒋复璁先生基本都保存下来了。他从抗战胜利以后迁到南京，带到南京；国民党失败，从南京逃到台湾，他再带到台湾。如果没有这些前人保存下来的东西，我们就不会知道这么生动的故事了。

　　自从郑振铎有了国家的经费以后，他就如虎添翼。本来形势是非常不利的，当年在上海，有哪些人在买书呢？一个就是汉奸，一个就是日本人，还有美国人。我们知道，日本有很多汉学家，有一些日本的高级军官会讲中文、会写汉字，对中国的古籍文物都很精通。譬如说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之一松井石根，他就会写汉诗，并且南京大屠杀之后还写了两首诗来炫耀。当年，一个是日本方面，派人到中国来“买书”抢书；一个是汉奸，汉奸里面有一些人是有学问的，也纷纷到上海来买书；还有一个是美国人，美国的国会图书馆也在中国买了很多的书，特别是方志之类，以研究中国国情。另外一些，就是从中图利的书商。

　　郑振铎当年文章里经常讲，他以一人之力，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他像精卫填海一样的，一个鸟在那里飞，丢下石子想把海填满，是没有办法的。但是自从他获得了重庆方面的经济资助以后，这个局势就扭转过来了。书商虽然图利，但毕竟是中国人，也有爱国心。所以郑振铎就利用和这些书商本来就有的关系，开始以暨南大学、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这种名义买书，一点一点把局势完全扭转过来了。比如说，原来那些商人，他知道有什么书要卖了，就去问那些汉奸和那些有钱人要不要；现在，他们先把消息通知郑振铎。郑振铎自己后来也讲了：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非常自豪地说，当时在上海，任何一部古书要出售，最早知道消息的就是他。只有他觉得不必买，这个书才能被人家买去。所以，郑振铎、何炳松、张寿镛、张元济这些先生是真正的爱国英雄，真正的幕后英雄，完全是不图名，不图利，而且是冒着生命危险。

　　为国奔走效劳，不居功取酬

　　上海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徐森玉先生跟郑振铎先生关系非常之好，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就建立于抗日战争期间，一起抢救文物图书。徐森玉比郑振铎要大18岁，也是两代人。一开始在上海，郑振铎是一个人出去看书、谈价钱的，因为何炳松和张寿镛两人都是校长，跑不开，而且年纪也很大。而徐森玉是第一流的版本学家，在抢救古籍的过程中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年筹备中央图书馆时，朱家骅他们就派徐森玉潜赴上海，参加郑振铎的工作。徐先生1940年底到了上海，发现郑振铎辛苦得不得了，而且一分钱劳务费都没有，在外奔走时，连车马费都是自掏腰包。徐森玉先生就写了一封信给重庆当局，这封信现在保存下来了。他说郑振铎“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因此，他和何炳松两人商量，建议重庆方面给郑振铎先生一点车马费。他写这封信并没有征求过郑振铎的意见，郑振铎知道以后，马上写一封信给蒋复璁，坚决谢绝，他说：“弟束发读书，尚明义利之辨，一腔热血，爱国不敢后人。一岁以来，弟之所以号呼，废寝忘餐以从事于抢救文物者，纯是一番为国效劳之心。若一谈及报酬，则前功尽弃，大类居功邀赏矣，万万非弟所愿闻问也。”他说，我能为国家奔走效劳，还因此看到一些罕见的珍本，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已经让我感到非常幸福了。“尚敢自诩其功乎？”我只能做这么一点点小事情，跟前后方的抗日将士洒热血、抛头颅相比，算什么呢？如果我居然还要拿钱，贸然居功取酬，我还能被称为人么？

　　郑振铎从1940年1月开始大规模抢救图书，到1941年12月8日上海全部沦陷为止。上海全部沦陷后，这事就不能干了，因为就直接在日本人的铁蹄底下了。另外一方面，后方的钱也寄不过来了。所以，一共就只有两年不到。他后来说：两年不到的时间，我们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是在量与质两方面确是同样的惊人，连我们自己也不能相信，竟会有这么好的成绩。当然，上海全部沦陷以后，郑振铎仍然千方百计与重庆方面联系，还尽可能抢救和保护图书，但大规模的抢救工作是不可能了。

　　郑振铎他们当年抢救下来的图书，一部分曾运到香港去保存，后来被侵占香港的日军掠去，运到东京的帝国图书馆，抗战胜利后被中国政府追回。国民党败退台湾时，这批书中的精品又被国民党当局运往台湾。后来，胡适在台湾参观了那些书后，写了一封信给美国的杨联升教授，激动地说，中央图书馆在抗战时期所买之书，都是宝贝。现在，台湾“国家图书馆”（李登辉当政时蓄意将中央图书馆改名“国家图书馆”）里的善本书库，最重要的就是郑振铎他们买下来的。不管怎么说，这些珍贵的民族遗产毕竟妥善地保存在中国的领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