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吹毛求疵”，实则“延颈寄望”，深希从事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之整理者，“勤思勤查勤问”，慎之又慎，精益求精，尽量避免以上“不谙”，更上层楼，努力将此丛刊“打造成中国近现代史的品牌图书”。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下称“丛刊”），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主编，凤凰出版社出版。此丛刊广泛搜访、精心遴选、严谨整理了近现代中国各类士人之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词话、序跋等，尤其重视辨识不易、流传稀少、整合困难之稿钞本文献，期以个体陈述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截至目前，已出版了四辑四十五种。每一辑竟，每一种出，学界与读者辄为之瞩目，好评如潮。

　　而此丛刊所以具此斐然成就，主要还是在于“这个编辑团队大多数由中青年学者组成，他们为了共同的学术理想砥砺前行，在浩如烟海的近现代史料中搜集挖掘整理”（《文汇报》2016年11月1日第W03版）。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盖这些中青年学者信念坚定、意气昂扬、精力充沛，然亦认识不足、积淀不厚、经验不丰，尤其是多数人非古典文献或古籍点校出身，甚而有的此前并未接触过史料之整理，即直面稿钞本文献，难度可想而知。因而标点不当、校勘不确、错字迭出、破句连篇，在所难免，惟迄今尚无相关商榷类文字见诸报端。盖“末法时代”里（故主编张晖语），办刊不易，立项不易，钻故纸堆与坐冷板凳尤大不易，此丛刊之出版“对于扭转当代浮华不实的学术风气，也具有重大的推进意义”（《光明日报》2014年5月26日第15版），不以一眚没大德，不以微瑕掩白璧，不吝揄扬，不忍指摘，更予以必要之扶持、关爱、维护，事出有因，情有可谅。

　　然学术之目的在于求真，而学者之本分在于务实，有批评才有发展，有检讨才有增益。惟丛刊之卷帙过大，兹以其内《王锺霖日记》为例（凤凰出版社2017年6月版），梳理出在史料整理过程中，因不谙相关专业知识而易犯之舛误十条，以例其馀，一则为自身惕厉，一则供同行鉴戒。

　　一、不谙职官。《日记》咸丰八年六月十一日：“先到武库司拜，识桂德山印君（楙，帮印）、石子高二兄（峻），带见堂官全大人（庆，号小汀，壬午翰林）。”（第17页）按，“拜识”应为一词，不宜割裂为二；“印君”“帮印”并为六部司官之称，此以“帮印”括注“印君”，未妥。徐珂《清稗类钞·称谓类》：“康熙时，京官犹沿明旧称。……吏部曰印君，曰长官。至同治初，……惟印君，则六部掌印者皆然，不独吏部也。”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掌印’、‘主稿’之次，有‘帮印’、‘帮稿’及‘行走’名目，以为迁擢之阶。”复核手稿，“帮印”二字注于“石子高二兄”之旁，与桂德山无涉，当属下读，即此句作“先到武库司，拜识桂德山印君（楙）、石子高二兄帮印（峻）”。

　　二、不谙典制。《日记》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到店云：‘比设巡防处，城门讹钱太甚，不论官商男女，皆先要许多门口饭前，而后送务。务上，又故作刁难，竟有无货车而费当十大钱，廿千文看一车者。’”（第11页）按，复核手稿，“饭前”则作“饭钱”；“而后送务”，“务”上有“税”。福格《听雨丛谈》卷五“务上”：“都城崇文门税课司，俗称税务司，又曰务上。”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崇文门监督，为京师收税之总机关。……署在崇文门外大街路东。到任之后，不再赴署，事无巨细，皆由奏派总办委员（正、副各举一人）司之，其次有帮办委员各二人（谓之堂委，不必入奏）。此之谓务上（即大关之称）。……至内外十三门，各有税局，所收皆零星小额。”据此，“务上”谓税务之机构，不独成句，此处当作“皆先要许多门口饭钱，而后送税务，务上又故作刁难”。

　　三、不谙经典。《日记》咸丰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孟子》‘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殆杞梁事也。后人乃附会若此。”（第32页）按，《孟子·告子》：“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赵岐注：“华周，华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齐大夫，死于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为之崩，国俗化之，则效其哭。”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五“名以同事而章”：“‘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考之《列女传》曰：‘哭于城下，七日而城为之崩。’此杞梁妻事也，而华周妻亦因之以受名。”复核手稿，“其夫殆杞梁事也”，“殆”上有“此”，此句当作“《孟子》‘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此殆杞梁事也，后人乃附会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