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集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著作，看似只是地图的“简单收纳”，却是一件“为他人做嫁衣”的工作。而实实在在的学术研究就应该像这样，重视基础性、细致的东西，而非空谈务虚。

　　从一张图中可以看出某一历史时代的城市概貌，而从一定历史跨度的系列地图中，就能更加深刻地把握城市发展的脉络。城市史研究离不开地图。作为一种图像文献，地图是展现城市变迁及空间关系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它还承载了丰富的政治、经济、人文、史地元素以及制图、测绘、印刷等科技信息，为不同学科研究提供重要史料。

　　上海城市古旧地图的整理是一项复杂的基础性工作

　　近年来，对古旧地图的蒐集、整理和利用，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尤其是中国沿海地区，由于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商贸往来中地位突出，留下了丰富的带有独特时代特征和魅力的地图。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北京、天津、广州、重庆、武汉、杭州、苏州、绍兴、青岛、桂林、拉萨、澳门、温州、湖州、柳州等多地已相继推出城市古旧地图集或专辑，相较之下，反而是最早开埠通商的上海，迟迟未整理出古旧地图的资料集合，在这方面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缺憾。

　　好在，这项空白就要被填补。历时5年搜集整理、汇集217种与上海相关的古舆图和近现代地图的《上海城市地图集成》（以下简称《图集》）即将出版。该书网罗了海内外知名图书馆、相关机构、古地图私藏家所藏400多幅（册）地图，时间上起明弘治十七年（1504），下迄1949年，跨越近450年，大体展现了传世上海城市古旧地图的全貌。《图集》负责人之一、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钟翀非常自豪地表示，该书是目前为止我国已出的城市古旧地图集之中规模最大的一种。

　　图集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著作，看似只是地图的“简单收纳”，却是一件“为他人做嫁衣”的工作。况且，找图、收图也绝非易事。此前上海之所以在这一领域缺位，困难之一便是，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古地图年代久远，而近代地图数量繁多，类型、谱系又极为复杂，同时收藏这些地图的机构又极为分散。如何收集全面又要甄选优选，是摆在《图集》编者面前的头等难题。为此，他们总结出了5个收图原则：绘制年代早；测绘质量较高；具有地图学史研究价值、能够展现该时代地图文化特色的官方或民间地图；在上海乃至中国的城市史与城市史地、城市规划建设等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尚未公开或传存稀少且具文物价值。

　　基于这几点，编纂组搜集并参考了海内外40多家公私机构或收藏家所藏上海城市古旧地图，收图最多的有4家单位：上海图书馆65种，国家图书馆50种，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与城市地图研究中心22种，日本YAMASHITA COLLECTION（山下图库）15种。此外，大英图书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英国国家档案馆、英国航道局、法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斯坦福大学，以及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内阁文库、天理大学、岐阜图书馆等也有若干收藏。

　　所有收入的地图，尽量基于原件进行复制——这也是编纂组几历寒暑，在整个收集过程中一直坚持的方向。现存最早的上海地图为1504年的《上海县地理图》（见图1），载于明弘治《上海志》卷前，为木刻棉纸墨印。以前世人得见的多为影印版，这次，他们跟宁波天一阁直接联系，对原件进行高清晰度的复制，还原出了500多年前棉纸的纤维质感。更难得的是，在世界各地“寻宝”的过程中，还真挖掘出了不少深藏多年、首次披露的孤本或稀见之本。比如近代初期英国所藏Shanghai,English Quarter等数种英租界平面图、1873年由日本驻沪领馆主持绘刊的《清国上海全图》、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光绪十四年（1888）富文阁彩色石印《上海城厢内外租界全图》、光绪年间本埠石印书社所制《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系列图、日本新智社明治三十八年（1905）所制《新撰实测上海舆地图》、北华捷报社1907年版A map of foreign settlements at Shanghai、Shanghai Oriental Press 1912与1913年版的Map of Shanghai、山下和正氏所藏数种清至民国绘本《上海县城图》等。

　　“从2013年至今的5年时间里，我们一直在收图，哪怕是书稿送审前、排版前一天，都还在收图。”钟翀这样描述编纂组对“原件”的追求。据他介绍，书里有张附图，原本是1898年的钱票，背面有一张《新增重修上海县城厢租界地理全图》（见图2），

　　现存其他地图中没有见到该图原本，推测应是依照以前的老图做在钱票上的，非常宝贵。他说：“我一心想把它收进去，可惜已有版本不够清晰。就在出版前，送稿给上海书画出版社王立翔社长签字时，他说认识钱票收藏者，便立马联络了对方，我们马上过去，拍摄了原图回来。”

　　之所以能担起《图集》编纂的重担，跟钟翀近20年对城市地图的关注不无关系，还有就是其早年留学日本时的收图和制图经验。他在京都大学的导师是金坂清则教授，为京大“地图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位地图收藏家。从制图经验方面看，日本近代制图跟中国的传递关系明显，民国时以制图技术人员身份来中国的人员，有些还健在。钟翀特别提到森三藏：“他于1941年来华，直到1948年才回去，经历了几个政权，非常传奇。森三藏自己就出过一本小册子，专门介绍在中国制图的生涯。”

　　收图没有完成时，不能一味求全，还要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数据库，这就要做好谱系的考察。对400多幅（册）地图进行整理之后，编纂组发现上海城市地图谱系大概有这几种：一是方志类地图；二是租界当局的系列实测平面图（工部局、公董局）；三是《行名录》、字林洋行、英国海军航道局所制系列地图；四是近代晚期以来中外书商、舆图社制作的系列地图。只有谱系梳理清楚了之后，类型、条理和流变线索才会更加清晰、可靠。

　　这其中有个见真功夫的活，就是成图年代的考证。这不但是地图史研究的一项基本功，也是《图集》编排与著录的一个关键要素。但钟翀表示，这个要素的判定存在多种复杂的情况，即使是那些明确标注年代的地图，也有测、绘、印、发行等时间的不同，有时还会出现测绘与刊印等年代相距较远的情况，“我看下来有三类图是经常要作年代考证的——近代单幅绘画地图、租界初期平面图和其他未注年代的疑难地图”。

　　在访图的经历中，《图集》编纂组还纠正过藏图机构标错时间的地图。近代初期上海英租界地图非常珍贵，以往学界一直认为哈佛蒲赛图书馆所藏1849年的《上海地图》（Map of Shanghai）时间最早，这次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现一张标称1856年的地图（见图3），其中有的租地地块，实际应该是在1850年以前。后来经过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周振鹤教授和罗婧博士的共同分析，初步明确了这张图的绘制年代应在1847—1848年左右，刷新了哈佛《上海地图》的现存最早记录。

　　《图集》汇聚了诸多海内外现存的上海城市古旧地图，其中不乏佳作珍品，但因利用权、保密性，还有篇幅限制等，依然有部分地图资料未能收编进来。如近代以来俄、德、荷兰、西班牙等语种的上海地图，还有部分民间商社或外国外交机构印制的上海地图等。钟翀特别提到岸田吟香于1885年所制的《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一图，这是近代日本民间商社所绘最早的上海地图，而制作者岸田吟香也是近代中日交涉史上集商人、汉学家与谍报人员为一身的传奇人物。遗憾的是，经过多方查寻，还是没能获得清晰的影本，他表示将不会停止对这些缺憾的留意和收集。

　　正如上文提到，很多城市早就出版过古旧地图集，但上海长期缺位，而北京只出过两部分别收录有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和首都图书馆所藏北京古旧地图的地图集，并不全面。这两个重要城市的古旧地图集为何迟迟未出？因为“太难了”。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历史上绘制的地图数量繁多、收藏分散、测绘刊印与流行情况复杂，从未有机构做过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加之还要进行地图学史考证、研究基础上的著录、提要编制，都是最费时、费力的基础性工作。

　　周振鹤认为，对于近代的历史地理而言，有《上海城市地图集成》这样的基础性成果，那么编撰上海的历史地图就能省去不少麻烦，足够详细的基础研究，对解决历史问题是很有帮助的。“像上海这个城市，近代化那么快，我们不但希望实现每条路的复原，还希望做到每栋建筑的复原。我们心里一定要明白，已有的知识不一定都是真的知识这个道理。比如，今上海外滩33号的原英国总领事馆建筑被称为‘外滩源’，这个说法就是不对的。‘源’是‘最早’的意思。可是，如果按照地块来讲，怡和洋行那块是最早编号的1号分地；如果按照租地地契来讲，第1号道契是宝顺洋行，也就是现在外滩汉口路路口那个地方。无论从哪方面讲，现在的外滩33号都不是最早编号与最早租地的，自然就不是‘外滩源’。”在周振鹤看来，实实在在的学术研究应该重视基础性的、细致的东西，而非空谈务虚，也不要盲目地认为已有的知识肯定就是真理。他希望《上海城市地图集成》积累的经验能对其他城市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