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诞辰120周年，他的代表作《文明的进程》在出版之初无人问津，几十年后才成为畅销书，风靡整个西方世界。埃利亚斯所谓“文明的进程”是指，对本能和情绪的控制，高水平的社会分化与相互依存所需要的长远眼光的发展，或者说“合理化”行为的发展。在埃利亚斯那里，“文明”一词是对现代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一种总结性的概念；它涵盖如下的内容：较高水准的科学技术、社会组织以及某种生活方式。文明是一个过程，至少是过程的结果。

　　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被称为20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也是21世纪著名的社会学家，他的学术成就可以与德国另一位社会学大家马克斯·韦伯相比肩，这样一位横跨两个世纪的学者恐怕并不多见。埃利亚斯于1897年出生于原属德国、战后划归波兰的布雷斯劳一个犹太富商家庭，今年是他诞辰120周年。他的代表作《文明的进程》曾经成为畅销书，风靡整个西方世界。一部学术书，且是社会学的著作，动辄就有数万册的销售量，这几乎是个奇迹。该书被译为几十种文字。199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中文译本，后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接续出版，今年已经出到了第五版，每一版次都会多次印刷。算算看，中文译本的印刷量就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

　　“从前人手里接过火炬，跑了一程，又把火炬交给了来者”

　　诺贝特·埃利亚斯从小身体孱弱，几乎所有的儿科毛病都找上过他，为此，双亲没有送他去幼稚园，而是延师在家进行学前教育。年长一些，他可以去学校上学了，他所就读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名校。埃利亚斯身材不高，但他在学校里总是坐在后排，这是因为学校按照成绩排座次，成绩优秀者一律后坐。他喜欢钻研哲学，在中学时代和同学组织过一个哲学兴趣小组。该小组阅读以艰深著称的康德的著作，并在阅读速度和理解深度方面展开竞赛。埃利亚斯如此自讨苦吃，是因为他早就立志在布满荆棘的“homme de lettres”（文人、学者）之路上跋涉，要成为教授，所以才有意识地进行一番智力上的磨炼。

　　中学毕业后，埃利亚斯进入布雷斯劳大学，可刚一注册，席不暇暖，他便像其他同学一样，报名参军，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战场。他的绝大部分同学都洒血“光荣的战场”，而体格羸弱的他竟然挺过了战场。战争让他变得坚强，并培育出一种自律的能力。他从战场归来，遵从父命学医，兼修哲学，但在通过了医学基础科目的考试之后，便逐步专注于哲学。医学知识为他后来的名山事业带来了莫大裨益，因为这大大有助于构建他的有关西方人心理发生的理论。

　　在布雷斯劳大学，他师从新康德主义者理查德·霍尼希斯瓦尔德（Richard Hoenigswald），为扩大眼界，他还曾游学海德堡，听过他心仪已久的贡道尔夫的课。后者是歌德专家，也是诗人。1930年，年轻的冯至来到海德堡，也将他对贡道尔夫的美好印象写给他“沉钟社”的同仁。著名的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的讨论班也使他获益匪浅。1920年，他又去弗赖堡，听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讲歌德，而对其现象学，由于受到导师霍尼希斯瓦尔德的警告，则敬而远之。

　　埃利亚斯在其博士论文《观念和个体》中表达了他从解剖生理学的角度出发所得出的认识，这一下子惹火了导师，要他进行根本性的修改。他一方面据理力争，坚持自己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又进行了“小修小补”，以使导师满意。

　　1922年他通过了以下学科的口试：哲学、心理学、艺术史和化学，1924年拿到了博士学位。

　　上世纪20年代，受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埃利亚斯父亲的退休金变得微不足道，于是他不得不设法自己养活自己。他进了一家中型企业做营销工作，“下海”学起商来。他经常仆仆风尘穿梭于北欧诸国，和各种人打交道，他看到工人生活的贫困，也了解到工厂主之所以孜孜为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使然。士兵的经历为他打开了一条通向社会的裂缝，而这次学商的经历则使大门洞开，对其后来的学术生涯至关重要。《文明的进程》的许多观点就是源于这次的“下海”经历。

　　在布雷斯劳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后，埃利亚斯便转至海德堡大学的社会学系：海德堡大学的学术气氛很浓，这里的社会学全欧洲有名；他要在这里向教授论文进军。社会

　　学系是韦伯兄弟的天下，首先是马克斯·韦伯。他于1897年来这里任教，由于劳累过度，1899年便基本上停止了教学活动，1903年则完全放弃了这一职位。可他“人还在，心不死”，将课堂搬至家中，韦伯夫妇周围形成了一个交谈切磋的沙龙，参加者皆为学术界的名流。大家各抒己见，讨论异常热烈，时时迸发出思想的火花。韦伯在其中起着中心作用：他往往一语中的，再艰深的问题在他面前总是迎刃而解，具有使人心悦诚服的力量，他家的沙龙有“海德堡神话”的赞誉。德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般都服膺于两个“马”，一为马克思，一为马克斯 ·韦伯。韦伯的沙龙，埃利亚斯无缘躬逢其盛，可是在韦伯过世后，其夫人所主持的沙龙他却参加了。马克斯·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是经济学家，也是社会学家，但他一直生活在哥哥的阴影之下。埃利亚斯就是在阿尔弗雷德的门下攻读教授论文的。

　　海德堡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那就是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曼海姆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曾在卢卡奇那里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有着精深独到的见解，著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该书在上世纪20年代出版，第三帝国时代也曾再版，但并非出于纳粹的宽容，而是由于愚昧无知。这是一部常销书，德国友人曾将一部出版于1985年的第七版赠给笔者。曼海姆那时在海德堡还是一个私人讲师，即有了教授资格，但无教授身份。曼海姆倾向于历史唯物主义，而阿尔弗雷德·韦伯则有较多的唯心主义色彩。两人在学术观点上每每不合，这也影响了两人的私人关系。两人在两次国际学术会议上甚至闹到公开冲突的地步，使埃利亚斯也无法置身事外。比如1929年9月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社会学大会上，曼海姆向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发起了进攻，而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阿尔弗雷德·韦伯。后者则反唇相讥曼海姆是在玩弄“唯智主义的把戏”“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后来埃利亚斯也发了言，他说阿尔弗雷德·韦伯是“永恒思维的代表”，而曼海姆是“过程思维的代表”，但他还是表明他倾向于曼海姆，说他“带来了全新的理论”，尽管他彼时正在阿尔弗雷德·韦伯手下赶写教授论文。在苏黎世会议上，他还作了有关艺术起源的发言，也非常精彩。锋芒初试，崭露头角，埃利亚斯从此也登上了国际社会学的舞台。

　　也就在1929年，曼海姆应聘担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教授，他约埃利亚斯偕行，做他的助教，并许下三年之后便可通过其教授论文的诺言，而在阿尔弗雷德·韦伯这里要等十年的时光。法兰克福大学是人文荟萃之地，马克斯·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执掌社会研究所，阿多诺（Theodor W.Adorno,1903-1969）则成了前者的得力助手，后来又有马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等人加入，形成了声名赫赫的辩证批评派，亦即法兰克福学派。这里的学术空气甚至比海德堡还要浓，课堂里、讲座上辩论不完的问题，便在私人聚会或咖啡馆里继续辩论。不但有学者教授学生参加，一般的市民也趋之如骛。曼海姆的讲座最为叫座，对那些上流社会的女性最具吸引力，人称“面纱讲座”。可埃利亚斯很少参加这些讨论会，因为他要花大量的时间和学生、特别是博士生“泡”在一起。他对人总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那种乐于助人的精神有口皆碑。

　　在这样的氛围中，埃利亚斯如鱼得水，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他论文的题目为《宫廷社会》，1969年才得以出版。他写论文，语言独具一格，明白晓畅，形象生动，没有故作高深的学究腔，而又不失科学性。后来他写《文明的进程》，采用了该教授论文的不少材料。论文通过了曼海姆的鉴定，埃利亚斯甚至被告知，私人讲师的资格水到渠成，只差试讲这一最后环节。在大学任教的梦想就要实现，学者的奥林匹斯山顶已经在望。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风云突变——希特勒上台了，成了帝国总理，以授权法为尚方宝剑，对大学进行砍杀，清除犹太人，整肃知识分子。埃利亚斯的试讲再也无法进行，眼看要成为私人讲师的计划也要胎死腹中。

　　连曼海姆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都低估了纳粹的力量，认为他们太粗野、太蛮横、太无知，对其不屑一顾。他们探讨这个问题，研究那个问题，就是没去认真对待纳粹。希特勒上台后，曼海姆还预言，希特勒这么疯狂，六个星期就会垮台。可六个星期后，社会研究所关门大吉，社会学系亦遭封闭，曼海姆不得不远走英国，埃利亚斯也手提一个小行李去了法国，等待他的是30多年的流亡生活。生存所迫，他不得不再次“下海”，这次是自己开办玩具工场，但运气不佳，到头来弄了个血本无归。1935年深秋，埃利亚斯来到了英伦，幸而他得到犹太人流亡组织的一份奖学金，于是他便经常出入大英博物馆，为他那部构思已久的伟大著作《文明的进程》收集资料。1937年，《文明的进程》由私人试印出版，但完全为世人所承认，则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与英国社会学界的人士接触愈益频繁，他和大名鼎鼎的曼海姆的关系也有助于他结识圈内的人物，其中就有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系的系主任根司贝尔克（Morris Ginsberg，1889-1970），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是英国独一无二的社会学教授，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埃利亚斯个别通晓德文的英国同事读了他的《文明的进程》之后，感到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并向根司贝尔克推荐。两人过从甚密，当前者需要一个助教时，大家猜想，非埃利亚斯莫属。可后者竟然没被选中。谁都没料到，原来此事是坏在10年前为埃利亚斯打开高等学府发展大门的曼海姆手里。原来曼海姆也应根司贝尔克之请来伦敦经济学院，在他手下担任讲师，可他下车伊始，便和根氏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处处以最为高明的社会学家自居，而他也确实讲课生动活泼，学生都涌进他的课堂。招来这样一个对手，使根氏受到伤害，最后只得让这个异邦人走人。根司贝尔克向埃利亚斯解释，聘他为助教，会使他想到曼海姆，想到那令人伤心的往事。实际上根氏是唯恐曼海姆事件重演，而埃利亚斯却被迫承担了两雄相争的后果。

　　由于德国军队在法国势如破竹，英伦三岛一夕数惊。英国当局忽然发布命令，所有外国人，即使是明白无误的流亡者一律进拘留营。埃利亚斯逃脱了纳粹的虎口，而今又进了英国的龙潭。护照被英国当局收去“统一保管”，连身上的钞票也被搜去，生活要靠外面接济。根司贝尔克也真是够仗义的，是他定期给埃利亚斯汇款，助其渡过难关。在拘留营中，埃利亚斯再次表现出适应环境的能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竟办起了“大学”。他待人温和，为人随和，善于协调各方面关系，成了事实上的“校长”。拘留营的英国军官对这场战争毫无概念，对被拘留的埃利亚斯报告了这样一个“好消息”：“德国军队占领了巴黎。”1941年春，埃利亚斯走出了拘留营，英国朋友甚至为他开了欢迎会。曲终人散，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在大学谋一教席，功败垂成；《文明的进程》出版了，但似乎被人忘却。埃利亚斯只得在提供成人教育的业余大学上课，人家需要什么，他就教什么。他的许多学生成了教授，而他自己还是没有功名的“一介寒儒”。直到1962年，埃利亚斯终于圆了他的教授梦：在加纳的阿克拉大学出任社会学教授。那时加纳是在恩克鲁玛领导下的英联邦的成员，其大学教师主要从英国聘请。在加纳的两年，埃利亚斯教学科研可谓双丰收：生动活泼的授课受到欢迎，还搜集了大量有关非洲社会起源的资料，收集的面具和雕塑亦不计其数。加纳归来，1964年4月底埃利亚斯去海德堡参加德国15届社会学家大会，可说是“三十一年还旧国”。从此他便被德国各大学请来请去，担任客座教授。他也被请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等地讲学。1969年《文明的进程》再版，这使他声名鹊起，该书后来更成为畅销书。1977年，他已年满80岁，在其希望的明灭之地法兰克福，埃利亚斯接受了社会科学最高荣誉——阿多诺奖金。此时的埃利亚斯已经名满天下了，得奖之后，他表现得极为平静，也很谦虚，说他是从前人手里接过火炬，跑了一程，又把火炬交给了来者。

　　1990年8月1日，埃利亚斯在阿姆斯特丹逝世，终年93岁。他的其他著作还有：《宫廷社会》《什么叫社会学？》《干预和间距》《论时代》《社会学和历史学》《德国人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