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天，年近古稀的韦卓民先生从容淡定地为自己作了12年的科研规划。他希望活到100岁，“收徒弟，拿出自己的东西传给后代。”自此数年间，韦卓民以惊人的毅力译成了包括《纯粹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在内的有关康德哲学的10部专著，还撰写并翻译了4部有关黑格尔哲学和逻辑学方面的著作。

　　做大学问须有好根基

　　1888年，韦卓民出生于广东省。韦卓民自幼聪颖好学，秉性淳朴，韦父以“卓民”二字为之命名，寄希望他做一个卓尔不群的人。从4岁至40岁，韦卓民主要在各个阶段、各个层次的教与学中度过。除在本乡入塾读经以外，韦卓民还曾专门到澳门学习英文，后又随父到武汉，先后就读于文华书院备馆（中学）和正馆（大学）。其时，韦卓民已表现出对于沟通中西文化的浓厚兴趣。因此，他一方面努力学习英文、了解西方文化，另一方面按照父亲要求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韦卓民先后游学于美英法德诸国，获得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这一经历使他不但将英语“掌握得像母语一样好”，而且还精通了法、德、拉丁等多种语言。扎实的外语功底和自幼养成的较为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力，为韦卓民进行中西方宗教、道德和文化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极大助力。在此期间，他以英文发表的有关中西文化等方面的论文都产生了较大影响。特别是就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及保存中国文化的方法问题，韦卓民从比较视角进行了极有价值的探索。他认为，要实现中国文明的复兴，就要以开放心态面对文化融合，想方设法使中国文明延续下去。而保存中国文化最好的方法，就是要给中国文化一个有价值的激励，使之在新的时期、新的条件下展现自身，发扬光大。

　　韦卓民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中的哲学家，也不是为学问而学问、不通时变的迂腐学者，他和当时很多有志于复兴中国文化的学者一样，试图在中西融通、古今汇贯当中找到一条出路。视野大、旨趣大、目标大，是为大学问。韦卓民是少有的立志做大学问，且有能力贯通中西并在哲学、教育、宗教、文化等多个领域皆有建树的学者。王元化曾这样评价韦卓民，说他“不是那种偏执一隅之解的学者，在学术上仅做一家的功臣……他学贯中西，深知融合古今、触类旁通的重要”。

　　成真学者须有好心性

　　韦卓民一生治学，其实也可以用“坎坷”两个字形容。除在青少年时代有过一段较为短暂、平静的学习经历外，韦卓民亦需为稻粱谋。1904年，16岁的韦卓民就因为父亲病逝而不得不半工半读。游学欧美期间，更是因为生计所迫不得不数次提前回国，但是生活的窘迫并没有磨灭韦卓民好学、求学、治学的志向，反而为他磨炼出了成为真学者所必备的良好心性。何谓真学者？担当学者之名，必须有学者之实，而欲成就学者之实，须先磨炼出学者的好心性，没有好心性就没有真学者。

　　坎坷的生活为韦卓民磨炼了好心性。1919年，韦卓民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学业通过答辩，获得哲学硕士学位，随后又用一年时间以全优成绩修满博士课程，只因不愿坐等论文答辩时间而放弃学位，提前回国。为生计所迫，没有充足的求学时间，他就提高时效，用一年时间完成数年的工作；在花费一年时间学有所得后，又不愿意为一个博士头衔而浪费时间去等待，甘愿放弃。求实不求名，为事不惜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