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末到九月初，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北京国际图书节这两场受到关注的文化交流活动，把每每涉及中外出版界相聚就会被提出的，中国文学如何走向西方的问题，提到人们面前。

　　此前，业内人士就翻译、合作、宣传、平台等多个层面的内容，就这些可大致统归为渠道方面的问题，已进行过颇多探讨。而就这一切的源头——作家的创作，在日前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以“中国小说的可能性”为主题，让五位对“怎么写”颇有思考的作家，就创作本身，畅谈东西方文学相逢的问题。

　　“吉卜林说过，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东方和西方是不可能相逢的。这是吉卜林说得很绝望的一句话，当然我们可以讨论。”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说道。在我们的文学对外交流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发展，同样，在一些西方批评家、汉学家那里，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提示，也看到一些错位和误解。在这场讨论中，宁肯、徐则臣、范稳、李浩、盛可以几位作家，就西方评论家提出的中国小说写的太长、中国小说人物缺少深度、对人物心灵的探索太少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我们为何在谈论对作家有影响力的作家时，总是提到西方作家的名字，面对翻译中的难题在写作中如何处理我们的文化特色，以及到底有多少中国文学真正进入西方视野等，进行了颇具深度的探讨。

　　徐则臣说道，中国小说被评价为“太长”的问题，其实长度本身不是问题，而是这个长度其中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这是问题。而对于小说人物内心挖掘的问题，他则认为，中国作家好像特别喜欢关注舞台上的背景，那样一个非常磅礴的、跌宕起伏的大时代，而舞台上的人物反而被背景压抑掉了，基本上看不见。这可能是他们批评我们的原因。宁肯则提出我们在谈论写作时总是提到西方作家的名字，这恐怕和中国特别缺少影响作家的作家有关。在怎么写的问题上，我们确实有所缺失。怎么结构小说、怎么提炼小说的人物、怎么用一种新的方法、怎么用一种创新的精神来构置小说，这方面在未来的中国小说中存在着很多的可能性。

　　正如韩敬群所说的，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在书写世界的时候，一本书背后的写作者，它看待世界的角度、观点、方法，这个书写者的“气质”，能否和异国的读者相逢？

　　曾推出《天葬》等作品，近日又推出新作《三个三重奏》的宁肯表示：“我们近代以来或者说现代以来的小说，从深层次的原因来讲一直存在着怎么写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特别缺少一种小说家，叫做影响作家的作家。”在谈及影响作家写作的作家时，人们时常提到外国作家，卡夫卡、卡尔维诺、马尔克斯，每个人似乎都受到西方作家的影响，为什么较少谈到中国作家？我们有非常棒的影响读者的作家，甚至影响社会的作家，但为什么缺乏影响作家的作家？

　　宁肯认为：“影响作家的作家，他首先是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作家是怎么写的，它在写作上有哪些值得后人去反复研读。在怎么写的问题上，我们确实有所缺失，我们很方便地就投入到西方文学的经典作家中。我们读经典作家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学习他们怎么写，怎么结构小说，怎么提炼人物，怎么用一种创新的精神来构置自己的小说，这方面我觉得在未来的中国小说中存在着很多的可能性，需要我们中国作家在这方面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