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国古典批评方式的“回归”，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相遇。20世纪90年代初，有感于中国文论在世界理论界的失语，有学者倡导“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希望借此完成中西文论的汇通并建构文论的中国话语。遗憾的是，围绕这一构想的种种讨论虽已持续二十余年，却仍然收效甚微，并未能深度改变当代批评以西方文论为基本评价视域的普遍状况。究其原因，与一些问题的悬而未决密切相关。

　　一

　　有观点将现当代文学视为在古代文学外别开一路，其中历史原因较为复杂。自晚清至“五四”，中国社会与文化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值国家民族贞元之会、绝续之交，知识人援引西学以疗救社会文化之弊，成为一时之盛，也自有其历史合理性。由此形成的今胜于古、西优于中的思维模式，深度影响着国人的学问体系、概念术语及知识类型。以此为基础建构的文化及文学史观，将中国古典传统视为需要克服的对象，并以追求“现代性”为旨归。以此思路梳理现当代文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以现代意识遮蔽甚至压抑传统精神的问题。各家文学史在废名、汪曾祺、孙犁等作家评价上的“限度”，已充分说明此种史观的局限所在。对此，汪曾祺就撰文建议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不妨多读些古代典籍，以古今贯通的思路，来理解当代作家作品。其实已经有打通文学史的意思。但受制于文学史观的局限，此说并未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

　　自《废都》迄今，论者在贾平凹作品评价上的分歧，多半与“古”“今”分裂的文学史观有关。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贾平凹即努力“以中国传统的美的表现方法，真实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其在《浮躁》序言中申明超越奠基于西方理性主义思想的“现实主义”局限的独特用心，并尝试以中国古典传统为资源酝酿“中年变法”之作《废都》。此后多年间，贾平凹由接续明清世情小说传统到宗法两汉史家笔法，在思想方式、精神品格、美学追求上均努力接续中国古典文脉。遗憾的是，诸家文学史并未能对贾平凹接续古典文脉的努力有妥帖的文学史定位，亦无法深度理解其创作之于古典文脉当代赓续的价值与意义。同样，汪曾祺、孙犁文章的好处，也在其气脉，并不局限于“五四”一途，而有古典心性与韵致的独特阐发。汪曾祺、孙犁、贾平凹的作品，可视为中国古典文脉的当代形态，如不能以大文学史观之，则难免错会其用心而有偏颇的评价。

　　时隔近一个世纪之后，总体文化语境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五四”一代人曾面临的文化困境已不复存在，反思其文化选择之“弊”可谓恰逢其时，也是当代人不可回避的历史责任。而以古今贯通的思维理解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建构一种“大文学史观”，不仅可以丰富中国文学的史性叙述，也是中国文化“归根复命”题中应有之义。

　　“大文学史观”的建构，首要目的在于突破既定文学史观念的局限，以更为宏阔的视域，重新梳理自先秦迄今的中国文学史。此种文学史观念的调整，必然以文学史评价视域的转换为基础。而暂时“悬置”文学评价的现代视域，以重新激活中国古代文论的解释学效力，为第一要务，亦是建构文论的中国话语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