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杂志》的初衷是办一份研究刊物，为西方学者（也包括增多的华人学者）提供发表园地；同时，也兼带普及中国科学和艺术知识的职能，以激发公众的学术兴趣。从《中国杂志》的十九年经历来看，这是一份兼具学术探索和社会责任双重功能的杂志。由于中国社会的需求，以及抗日战争的爆发，兼顾专业与普及、学术与社会的初衷，越来越朝后者的方向倾斜，时事评论的内容不断增加。1938年杂志改组之后，《中国杂志》最终转型为一份以普及科学知识为主，兼具社会、时事和文化内容的综合性杂志。

　　中国近代知识界除了需要利用科学，发明“新知”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把大量的传统文化遗产转型为人类通用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任务涵盖面广，仅仅一个学科，哪怕是一个庞大学科也远远不够。中国文化要全面融入世界知识体系，就要众多综合性的学术刊物来推动，中国学术界在这一方面做得很不够。“辛亥革命”前后的中文报刊繁荣，思想领袖们在提倡“文明”、“启蒙”和“科学”等进步观念，但真正能够用科学精神来推进科学研究的人并不多。在躬身科学（数学、天文、声光化电）方面，“戊戌一代”（康有为、梁启超），甚至还不及“同光一代”（容闳、马相伯、马建忠、严复）那么刻苦，“辛亥一代”（孙文、章太炎）和“五四一代”（陈独秀、胡适）等也未见得有多大的进步。这当然是指所谓的“风气”、“思潮”中的代表人物而言，事实上1920年代的中国科学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任鸿隽、胡敦复、丁文江、翁文灏等人扎扎实实的科学研究和普及工作，没有产生真正的“启蒙”成效，一个原因就是缺少普及和宣传。因此，中国迫切需要《中国杂志》这样的文化杂志，哪怕是用英文出版，或者仅仅惠及那些受过新式教育的精英人群。

　　《中国杂志》原名《中国科学美术杂志》，中文刊名中的“科学”和“美术”，英文是Science和Arts，另一种翻译也可以是“理科”和“文科”。把文科、理科并在一起，是一份综合性、探索性，兼有普及和欣赏价值的学术杂志。

　　在1923年的“理科”（科学）昌明时代，苏柯仁、福开森兼顾“文科”（艺术），在中国办一份“文理杂志”确实是一件值得思索的事情。

　　我们把《中国杂志》看作是一份在上海编辑、发行的中国杂志，同时又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国际杂志。在上海本埠（local）、中华民族（national）和跨国全球（global）这三层关系中，《中国杂志》呈现出一个本土和全球直接联系起来的特征，即更加注重Local和Global。《中国杂志》的科研和时事内容以上海为主，中国为辅；同时，编辑部的视野、观点、方法是以二十世纪国际社会兴起的科学、进步、理性、人道、和平等原则，这些又和当时中国内地流行的传统主义、民族主义、集权主义等社会原理格格不入。《中国杂志》是一份典型的十九、二十世纪通商口岸进步杂志，它受到城市读者的欢迎，也在国际社会获得赞誉，但在一般的内地民众和传统文人中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换句话说，《中国杂志》的national的层面上影响最小，在local和global的层面上影响较大。或者更加简单一点地说：《中国杂志》是一份“Glocal”——全球本土化的杂志。

　　(本文节选自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为《中国杂志》影印本所写的导论，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国杂志》（TheChinaJournal）是一份英文汉学杂志，1923年1月由英国籍博物学家苏柯仁联合著名汉学家福开森等创办于上海，原名《中国科学美术杂志》（TheChinaJournal ofScienceand Arts），为双月刊，1925年改为月刊。1927年1月，杂志英文名由TheChinaJournal ofScienceandArts改为TheChinaJournal，中文名于1936年1月相应地改为《中国杂志》。至1941年停刊，十九年间共出版三十五卷二百十四期，影响遍及瀛海内外，深受当时汉学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