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手册》前主编让·米歇尔-傅东对戈达尔和他的电影有一番很贴切的描述：“每当戈达尔完成一部新电影，报纸会谈论他，希望可以采访他，他的肖像被刊登在头版，人们关心他的立场，但越来越少地看他的电影。他的电影消失在他的名人光环下，‘戈达尔’这个品牌战胜了真实的他和他的电影。”

　　《电影史》在上海的第一场放映再度验证傅东的这段言论。当天开场，影厅里满座，这一场的票房很早就宣告售罄了。随着“电影史”的字样出现在银幕上，场内掀起第一轮手机屏摄高潮。20分钟后，开始有人退场，等到第一集《所有的历史》放映结束，一大拨撤退的观众涌出了电影院。留下来的观众里，有人聊天，有人打盹，有人聊着聊着睡了，有人睡醒了开始聊，还有人在前排喝起啤酒，剩下诚心想看电影的观众则全程被颠三倒四的中文字幕折磨。当然这些都不奇怪，几年前纽约林肯中心放映戈达尔的《电影社会主义》时，放映过半小时，观众跑了一大半，坚持到底的不到三分之一。即便在戛纳影展这类场合，每逢戈达尔新片放映，必然上演“睡着看片，醒来鼓掌”的盛大场面。

　　放映266分钟的《电影史》的初衷，是一次对戈达尔的“祛魅”行动，结果却掀起新一轮对这位老导演的神化和妖魔化。当小清新的文艺青年们在社交网站上五味杂陈地写下“看过”，这部电影的放映从一桩文艺界奔走相告的大事，演变成一幕欲说还休的悲喜剧，这里的观众不能免俗地像欧洲、像美国的大多数观众一样，既对戈达尔抱有高山仰止的敬意并且毫不掩饰地试图高攀，但落实到实际行动时则望而却步。很多年前《纽约客》的影评主笔宝琳·凯尔和戈达尔之间发生过一次热闹的骂战，宝琳·凯尔那句“你越是拍反布尔乔亚的电影，越是没有平民观众去看你的电影”像一句咒语，至今笼罩着戈达尔中后期的所有作品。

　　甚至在所谓的精英观众中，对于戈达尔1967年以后的创作，充满着排斥、否定和奚落的声音。若干年前《纽约时报》的前影评主笔完成了一本戈达尔的传记《事事皆电影：戈达尔的电影创作》，以一个影评工作者和电影迷的热爱去捍卫戈达尔一波三折的职业生涯。然而他的同事、当时的《纽约时报》书评主笔在评论里写道：“作者的观点和阐释很大程度是出于他对戈达尔的爱，他努力地说服我们戈达尔自1968年以后的作品有其特殊的价值，然而这是一个热爱者所抱有的过分宽容。固然《筋疲力尽》是一部任何时候看起来都迷人的电影，但戈达尔的创造力和对电影的贡献到1967年就结束了，比起他年轻时完成的15部剧情片，他此后所有的作品都不好看，也不值得看的。”

　　多么轻佻又傲慢的结论，赫然地刊登在《纽约时报》书评版。当然，以戈达尔自1968年后对资本主义的猛烈攻击，持保守立场的《纽约时报》必然地对他嗤之以鼻。怎样评价中后期的戈达尔，是一个既涉及审美更不能回避意识形态的议题。

　　这还是要从1967年的《周末》说起。《周末》有一个非常商业片的故事梗概：一对上流社会的小夫妻各自出轨，分别想着弄死对方、得到一笔财产，然后开始和情妇（夫）的美好新生活。随着故事的展开，黑色电影的内核遭遇荒诞派的笔法：这对小夫妻在一个周末各怀鬼胎地踏上去郊区的短途旅行，一路遇到各种状况，他们迷失在路上，就像卡夫卡笔下的K永远无法抵达城堡。《周末》里有偷情和阴谋这些盛行的商业电影元素，但戈达尔完全地抛弃了电影类型创作的规则，一再离题地让故事走上未知的路径，当然这是他自《筋疲力尽》以来一贯擅长的，但《周末》中穿插的碎片化拼贴，不仅有文艺的、哲学的议论，更直接地对时局发表观点，辩论和字幕大量地出现并且打断故事的进展，在依然明显的叙事脉络之外，平行设置着政治批判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