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钱锺书记、陈衍说的《石语》，在北京出版。在这本书里，陈衍毫无节制地批评了他的名士朋友，有人且是他多年知交。十八年前，读书人还不怎么“互掐”，除了官样文章，会对前人的“历史局限性”进行批判，读书人在文字之间，大多时候是“温柔敦厚”的；这并非意味着伪善，而差不多是一种习惯。所以，有些人读了这本书，便感到不愉快，1998年钱锺书去世后，就马上撰文去批驳它。现在，见惯了各种“口水战”，“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回过头来，重新回视这本小册子，也就不觉得有什么，当年的神经好像太娇嫩了。

　　就是陈衍的那个时代，这也不算什么，陈衍既“吐槽”了朋友，也遭到了朋友的“反吐槽”；——“口生■，口戕口”，“惟口起羞”，大家都扯平了，用不着我们“代抱不平”。——这些都记录在案，有据可查。例如，在《郑孝胥日记》里，陈衍的形象，就并不好过《石语》里的那些人。

　　陈衍的天资，确乎是有些近刻的，不必读他的诗，只看他的字和照相，便能猜到几分。不过说起来，郑孝胥也不好多少。他自己就坦承：“余性孤冷。”（见《郑孝胥日记》1882年6月9日）三十五岁时，他与张之洞谈古文，说：“喜（柳）子厚之无障翳。”张之洞说：“闽人固多好子厚也。”（同前，1894年11月12日）另一次，他又盛赞柳文：“柳州千古通才，使在圣门，岂后游夏？”（同前，1885年9月8日）柳文偏于冷峭，他如此深嗜，就足可窥其性情。桐城人则相反，推韩而抑柳（《石遗室论文》卷四：“桐城人号称能文者，皆扬韩抑柳”），或失之庸肤，却不至于尖刻。

　　在《郑孝胥日记》中，于同时友朋，除陈衍之外，讥谑的实不在少。如于文廷式，《日记》1886年2月10日云：“与旭庄谈季直（张謇）、芸阁（文廷式）二人气象，余曰：‘芸阁满面嗜欲；季直满面道义，满肚皮嗜欲。’”这批评语固很妙，却绝不能当真。又1895年5月6日云：“文芸阁、郑太夷（按此自称其号，《日记》中屡见，表自负也）于都下冯园牡丹时相遇，文语郑曰：‘吾奔马十里，何如？’郑曰：‘子壮士矣。’曰：‘于子能乎？’曰：‘颇亦能耳。’文曰：‘子乃亦壮。’郑曰：‘否。在某自常事，何壮之足言也。’文遂怃然。”这一节，是记与文廷式斗口，而胜了他。这在郑显然是快意的。郑之不满于文，揣其故，或是为某次论学，落了下风；文廷式读书极博，必使郑不快。《日记》1892年3月16日所记，略见端倪：“阅《宋诗钞》徐节孝诗，有《谢周裕之》中二句曰：‘两卓合八尺，一炉暖双趾。’文芸阁于可庄席中言‘卓’字不见人用，此其证也。”这事情真小，不过为一个字，竟郑重其事，写在日记里（郑日记多简），语气之间，还大似在与文争辩似的。

　　郑于黄遵宪也不喜欢，这也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黄评郑诗，用语欠“给力”。《日记》1895年4月11日云：“赴星海之约，黄公度在座，还余诗稿而题曰：‘纡徐淡妙，将来可自成一家，为国朝诗派所无。’黄实粗俗，于诗甚浅，而谬附知音者也。”“将来成一家”，什么话？数月之前，陈散原见了太夷诗，就已“叹为绝手”（《日记》1895年1月24日）；——自成一家，现在就是！并且，“纡徐淡妙”，又是什么话？张广雅见了太夷诗，便许为“外清而内厚，气力雄浑”、“沉雄宕逸，簿书旁午中而不损其高雅之趣，此为无匹也”（见《日记》1896年3月2日、1899年9月7日）；——这才是知言！其实，黄遵宪的诗“气粗语大”，所谓“独得雄直气”，他看郑孝胥的诗，自然有些觉得“纡徐”；这就好比吃惯辣椒的人，肯定觉得韭菜寡淡；打惯罗汉拳的人，肯定觉得练体操的，不免少气力。郑孝胥有些过敏了。在此之前，郑于黄的印象，还是不坏的，且为黄集题一诗，颇见推许（见《日记》）1895年3月15日）；而几个月之后，黄向他借郑珍集，他又借机骂黄云：“其诗骨俗才粗，非雅音也。”（1895年7月25日）

　　郑孝胥早年于陈衍，讥诮并不多，但于陈衍的伯兄，却屡加谑语；如《日记》1894年12月5日云：“伯初非孟子而轻欧阳公，自言所为诗可匹韩退之。余乃笑曰：‘君何一似东方朔，殆滑稽之雄耶。’”又1895年10月8日云：“伯初留余读其诗卷，间有佳处。阅竟，戏题之曰‘淘气集’，其伎俩可知矣。”伯初为陈书字，大郑二十余岁，此时已年近六十。时年三十五六的郑，竟当面谑之，退而又记之《日记》，在我看来，还是有些过分的。

　　陈书的诗，本不取径韩愈，而是“瓣香白（居易）、苏（轼）”，不知何有此言？陈宝琛退居时，和陈书很要好，而陈书诗的“伎俩”，也为陈宝琛所“深服”。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云：“木庵（陈书号）论诗，不以空言神韵、专事声调者为然，与其乡张亨甫所为绝异，不可谓非豪杰之士也。其诗瓣香白、苏，亦与三袁不同。盖木庵于白、苏之外，归依浣花，又出入后山、诚斋；自寝馈山谷，木庵曾手批《山谷集》。诗境益拓，旨永词夐，宜弢庵深服之也。弢庵曾语余：‘居螺江时，与木庵过从最密，倡和尤多。余所居有听水第一斋、第二斋，木庵来，必夜深始去。’”——戏题之曰《淘气集》，得无“太虐”？

　　郑孝胥之谑陈衍，则以在1937年，陈衍下世时，为最刻薄寡情。他为了解气，连作了两首挽诗（见《海藏楼诗集》478页），对陈衍之死，“忽然作长别”，不掩饰地表示了愉快（参观《积微翁回忆录》1935年10月10日、22日、11月1日及3日、1944年11月9日）。他不知道，只过了七个月，他也就步陈的后尘，作了盛京之土；他说的要活过一百岁的“抱负”（见《日记》1934年2月13日），终于落了空。他讨厌陈衍的“石遗独大言，阎罗方我畏”，却不自知与之同病。虽然如此，“见仇先死”的快乐，他算是享受到了。《伊索寓言》有一则云：“二仇共载，分船之首尾而居。一日遇飓，船且沉，后载之人问舵师曰：‘譬此船沉，先没其唇耶？抑先没其舵？’舵师曰：‘先没船唇。’后载之人曰：‘果尔，吾及见吾仇之死矣。’”（据林纾译本，见《伊索寓言古译四种合刊》174页）他如果读了，必有“我道不孤”之叹。顺便一提，他于林琴南的译笔，也并不以为然（见《日记》1898年12月10日）。

　　陈郑二人间的“背而毁之”，彼此也许都料得到，而郑所料不到的，则可能是陈曾寿在《日记》里，揭他的“老底”。陈曾寿的日记，据说藏于湖北某图书馆，我没有见到；我所见到的，是其弟曾植据其《日记》、函札所编的《局外局中人记》（刊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这虽是片断的材料，其中揭载郑的“话把”，也已经够多的了。如陈的《日记》1931年11月29日云：“苏堪（郑号苏堪）懊丧殊甚，言：‘我卖屋得多金，本是一极舒服人。每日（按疑当作月）卖字有千元之入，今全搁浅，损失不赀，欲回津’云云。愔（按指胡嗣瑗）言若回津，必有危险，万不可去。让予言：‘只要人回去就无事了。’其前之迈往可笑，后之沮丧亦可笑也。”这当是不满郑将溥仪“居为奇货”，所以为此“董狐直笔”。据《郑孝胥日记》1917年2月6日云：“使小乙结算丙辰年卖字所得，凡二千七百四十五元七角，又银二百两。”又1918年5月27日云：“夏剑丞昨言，陈伯严作袁海观墓碑，得润笔一千两。”所谓“欲炙之色”，见于行间；郑的牢骚话，也许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