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一本小说能够公然以“难读”和“天书”的名义进行宣传，且唯有如此才能令读者趋之若鹜。但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周围似乎正在不停地发生，《傅科摆》只是最近的又一个例子罢了。某种意义上，围绕在《傅科摆》中译本周围的公众阅读进程，似乎就像《最强大脑》的简化版，为数不多的高智商者通过自虐的方式来蹂躏我们这些普通人，并滚雪球般吸引着更多的高智商者参与到这自虐虐他的游戏里来。但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傅科摆》其实是一本特别好读的书，只要你有勇气跳过开头那些其实已经陈旧的计算机算法和科普范畴内的物理学常识，再走马观花般翻过中间一大段有关圣殿骑士极其冗长杂乱的历史回顾。所谓神秘主义，只是小说家埃科顺手拿起的题材罢了，题材并不能决定小说的优劣，就像记住几百个数字和图形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优劣一样。我读《傅科摆》的乐趣，一如读其他任何好的小说所能够产生的乐趣，我从书中摘抄了很多的话，它们都不是什么神秘主义或物理学的知识，而是普适的、对世界、人性乃至小说写作的洞见。

　　“在我们的游戏中，和填字游戏不同，不是词交叉会合，而是概念和事实的交叉会合。基本规则有三条……我们没有发明任何东西，只是摆放一些拼图。”在《傅科摆》快要结束的地方，埃科终于忍不住点出主题：好的小说正是创造规则，然后让规则自行其是，让读者参与。这也是他在《悠游小说林》里反复言说的要旨。然而，“‘他们’永远会悟出其他意思，‘他们’就这德性，‘他们’盲目追逐启示”，小说最后提到的即将到来的“他们”，不正是读者诸君吗？

　　也许只能怪埃科本来就身具学者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A. S. 拜厄特虽然也着迷于历史考证，但她就更为坚定地澄清说，她不是会写小说的学者，而是碰巧具有充分学识的小说家。

　　《孩子们的书》落墨于被雷蒙·威廉斯称为“中间时期”的历史阶段，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一○年代。这个书名至少具有两重深意，这是一本讲述那些因为战争永远停止在生命年轻阶段的“英国孩子”的书；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被“孩子们的书”所滋养浸润的历史阶段。它和《傅科摆》同等厚度，却比《傅科摆》要难读许多。库切用狄更斯来讥讽她的人物谱系过于臃肿，且没有得到很好地展开，但拜厄特的文学偶像其实是乔治·艾略特、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她希望在小说里展现一个丰富而精确的世界，其中的人物关系是因为这个世界丰富和精确程度的递增而变得愈加有趣，而不是相反，不是因为存在一些有趣的人物关系才让这个世界变得丰富和精确。她倾向于写出一个“读者似乎可以栖居其中的物质的世界”。

　　奥丽芙，《孩子们的书》中的女主人公，有一次去拜访一个博物馆员，想获得一些故事的灵感。这个博物馆员给她讲了一件珍宝的来龙去脉，她听了之后，很失望，因为觉得太详尽完整以至于没有继续发展成小说的空间。而《大唐李白》的问题恰恰在于这里。在这部小说里，张大春想通过很多历史文化知识的介入，写出不像小说的小说，这本是一个很好的志向，但他并没有像埃科和拜厄特那样，追踪到知识的深处，他停留在业余文史普及者的层面，处处都是蜻蜓点水，因此，他的大唐，还是在书袋里翻腾，没有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