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确如此。近年来，湖南的《湖湘文库》、浙江的《浙江文丛》、安徽的《安徽古籍丛书》、甘肃的《甘肃秦汉简牍集释》等一批颇有学术价值的地方古籍，经过今人整理后被陆续出版，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此外，《无锡文库》《扬州文库》等一批文化城市启动的古籍整理项目或出版或启动，更是为地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增亮色添光彩。 

　　梳理上述图书问世的前前后后，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在社会上产生深远影响的地方古籍整理后得以重新出版，与国家、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密不可分。安徽古籍办主任彭君华著文说，“最新公布的《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包括《方以智全书》在内的新列《安徽古籍丛书》项目达48种之多。”还有甘肃文化出版社也是如此，该社社长王奕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甘肃文化出版社有两个项目获得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由此可说，正是国家的支持扶助，坚定了地方古籍整理出版者持之以恒开发和实施优质古籍项目的信心。 

　　当然，在看到地方古籍整理出版可喜的一面的同时，一些现象也不可回避，比如有些省份将地方古籍办撤掉，有的存在也形同虚设名存实亡。这种现象的存在难免对地方古籍整理出版有着影响，因为仅靠各省的古籍出版社的整理出版力量还是单薄了些。 

　　可喜的是，像安徽省古籍办那样硕果仅存并发挥了作用的还是有的。如彭君华所说，30年间，安徽古籍整理出版组织协调体制虽几经改革，然其机制从未中断，依托于安徽大学，安徽省古籍办的同仁们25年来坚守岗位，甘于清苦，组织协调，勇于担当，默默奉献，辛勤耕耘，为《安徽古籍丛书》的编纂出版和安徽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年、两年，乃至一辈子奉献给一部书或者一套书的古籍整理出版者，现实中大有人在。是他们，让那些优质的地方古籍出版资源免于束之高阁。同样是他们，苦坐冷板凳，默默地做着心爱的事业。在这个追求快阅读、快出版的时代，他们的付出也许暂时体现不出来，但是从长远看，他们的付出和地方古籍整理出版物一样有价值，值得读者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