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中短篇小说除了因应某一主题之外,也在努力赋予作品一种更本质的品质，即从人类的希望和恐惧的角度去把握存在的状况，找到属于文学的慈悲与痛楚。它们有意识地抵制了人们惯性的预期，也抵制了成熟的叙事秩序。”

　　在阅读2016年的中短篇小说时，我们一方面在多义的主题中感到一种有力未逮的困惑，常规的综述总是需要必要的提炼，但是仅就主题而言，我们基本不能提供具备新质的分类，热点的话题不是没有，但并不足以形成某种统率性的潮流，这或许也是一种创作的新常态；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这一年度很多优秀的小说除了因应某一主题之外,也在努力赋予作品一种更本质的品质，即从人类的希望和恐惧的角度去把握存在的状况，找到属于文学的慈悲与痛楚。这些作品从现实出发，但未必限于现实主义的拘囿，它们有意识地抵制了人们惯性的预期，也抵制了成熟的叙事秩序，阅读这些小说可以让我们领会丰盈的爱意，也帮助我们感知时代丰富的痛苦。

　　生活在别处：僭妄或憧憬

　　在表达人的疏离感和孤独情境上，中短篇小说未必输于长篇，甚至更有优势。因为其紧凑感和有限的视角，更容易对人物的精神世界进行准确的聚焦，这是属于中短篇的“形式的道德性”。而当下人们的疏离感与电子媒介的渗透有紧密的关系，我们所处时代的认知观念正在被传媒技术的全球化和资本化所解构或重新建构，这给人们确证自我身份意识带来相当的挑战。

　　范小青的短篇《谁在我的镜子里》所呈现的正是人们被智能手机绑架后所带给生活的同质化的困扰，小说中的老吴误拿了别人的手机，这固然给他带来一连串的麻烦，但是他发现更大的麻烦在于，自我的惟一性被稀释了，他的身份和生活完全可以让渡给另外一个完全无关的人，“老吴”这个名字已经脱离肉身被代码化了。媒介制造出消费的盛宴，也制造出关于中产生活的各种仿像，把按图索骥的人们变成一个又一个幸福的赝品，就像小说的最后，老吴在镜子里发现了一个和他一样衣着光鲜，一样拿着苹果手机、戴着欧米茄手表的人，而他却无法确定那就是自己，人与自我的关系就这样变成了“能指的游戏”。

　　人们当然不愿就这样在资本和媒介面前束手就擒，他们开始寄望在别处的生活，以超越此在的困境。周李立的《东海，东海》写了一对在北京讨生活的表姐妹，为了在北京立足并获得认可，她们“像北京城所有的人一样，含混地忽略掉那些必然体验的苦楚，仿佛都不值一提……他们只在意那些显而易见的东西”，于是她美容美妆，用硕大的施华洛世奇水晶证明自己与城市的匹配。一天她们漫无目的地开车出行，东海的地名中因为有个“海”字而无端触动了表姐，她们便把目的地设为东海，及至到了东海却发现并没有海，却出产天然水晶。表姐对那些水晶充满留恋，但她看着自己人造的施华洛世奇，知道那些“是好东西，但不是我需要的”。在这一刻，周李立让我们看到了表姐——其实也是每个沉陷在物质的欢愉下而不能自拔的人们——的分裂，表姐洞悉了模拟物取代真实物的荒谬消费逻辑，可却没有办法让自己从这个消费链条中脱身，这次逃离京城奔向“海”的出行并不能拯救她。

　　与之类似的还有张玉清的《一百元》。一个不愿受画商控制的女画家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小山村找到了久违的心灵宁静，并且难得地获得了一种精神的优胜。她要以房东一家为对象画一幅恬然世外的田园图。但是画家没有想到，为了区区100块钱，房东就可以把家里听话的小狗杀掉，这让画家惊惶地逃回了城市，她明白了自己所谓的诗意其实也要金钱垫底，而期待的田园也暗伏着利益的暴力，资本的力量竟然无远弗届。

　　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朱个的《火星一号》里的中学老师左辉有了更具野心的逃离规划，出于对日复一日的体制化生活的倦怠，他居然轻信了骗子公司的移民火星计划。这个小说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嘲讽了生活在别处的自欺，又暗含着对理想生活矢志不渝追求的肯认。左辉的幼稚固然可笑，可他对“头顶上那点儿邈远事情”的认真何尝不让人肃然起敬。

　　类似的还有“90后”作家庞羽的《我是梦露》。梦露和刘邦，两个与伟大人物同名的小人物在“梦想不能照进现实”的小城里各有悲欣地生活着，庞羽在小说的前半段近乎饶舌地调侃着两个主人公，但其实又无处不在地记录下他们卑微的尊严和梦想。两个小人物相遇了，他们情不自禁的欢爱被偷拍又被传播，但是这个悲催的事件不但没有压垮他们，反而让他们迸发出更大的生命热情。在小说最后，梦露让没有开大客车经验的刘邦坐在驾驶室里发动汽车，不顾一切地往远方开去，这是颇有画面感的一幕，就像斯皮尔伯格《E·T》中孩子们用自行车载着E.T.一直蹬到了月亮之上一样，梦露和刘邦也用自由和奔放，狠狠讽刺了要把他们污名化的环境和人群。虽然“火星”和并不明确的远方依然是一种近于僭妄的托指，但这天真毕竟萌蘖出庄严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