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是全国出版业的中心，而商务印书馆则是这个行业的龙头老大。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人都是教会学校———清心学堂的学生，毕业后在教会出版社———美华印书馆和英文《捷报》馆做工，他们不甘寄人篱下，而且看到印书业有发展前途，所以几个亲戚好友自己集资成立了一个印书馆。他们熟悉印书流程，也有行销渠道，但是文化程度不高，无法掌握编辑业务，所以开始时只是承办代印业务，正如其店名所示，属于商务印书。待到他们想自己组织书稿，做出版事业时，却受到编译者的欺骗，印了些卖不出去的劣质之书，当然更谈不到引领出版潮流。

　　商务印书馆真正走上出版轨道，并成为领军企业，是在邀请张元济入伙之后。

　　张元济是1892年的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曾任刑部贵州司主事，后转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章京，是一位维新派人士。因参与新政，推动变法，戊戌政变后受到革职处分，而且“永不叙用”，断绝了他的仕途，也使他看清了当政者的面貌，对这个政权感到绝望。但是，他变革之心未灭。既然上层无法推动，就将注意力转向民间。于是他来到上海，被盛宣怀招进南洋公学，筹办译书院。这既是盛宣怀上司李鸿章的关照，颇有爱惜人才之意，也正合张元济本人的意愿。

　　虽然同是维新派，张元济与康有为的想法本来就有所不同。康有为看重上层的政治变革，急于事功，喜欢出头，而张元济则着意于基层的思想启蒙，工作更为切实。还在北京时期，他就与人合办通艺学堂来培育人才，到上海后，既然有南洋公学这个现成的基地，他仍想一展他的抱负。但那时的学堂，颇多官场习气，由于人事的制肘，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所以当受到商务印书馆当家人夏瑞芳的竭诚邀请时，他就毅然辞去教职，走到出版界中来。

　　张元济于1901年入股商务，成立股份有限公司;1902年开始在商务办事，请蔡元培出任编译所所长;1903年，蔡元培因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内讧，出走青岛，张元济接任编译所所长;1916年张元济接任经理;1920年改任监理。

　　中国传统社会一向以官员为上，因此也很看重读书人，而最轻视的则是商人，对于职业的分类排列是：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商为四民之末。张元济从政府官员到学堂教习，都还在“士”的范围之内，而进入商务印书馆，则明显是加入商界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这只要看看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有些官员放弃公职，下海经商，都还成为社会上的热门话题，就可以想见张元济在上世纪初这一举动的惊世骇俗，也可见其决心之大。

　　夏瑞芳也是个有识见的人。他从实践经验中感知，倘若没有有思想有眼光的文化人掌舵，单靠自己这些有经营之才的伙伴，是无法将出版社办好的，所以竭诚邀请张元济出山;而张元济之肯加入商务事业，除了为夏瑞芳的诚意所感动之外，更重要的，当是想借商务印书馆这个平台，来实现他的启蒙教育理想———这时，他已看到出版物对于启蒙教育的作用。有了这两方面的结合，这才有商务印书馆的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