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半年多来，福建日报读书版差不多每周都刊发有关学者的访谈文章，访谈的内容很宽泛，有谈经史诸子的，有谈四大名著的，有谈唐诗宋词的，有谈地方戏曲的，除了传统文化的推陈出新，还有中外文化的双向交流，包括如何引进来和走出去。根据不同的内容，这些文章也分别发在《读书·观点》《读书·聚焦》《读书·人物》《读书·生活》等不同栏目。今年6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对3000名网友进行调查后，发布“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尽数在列，《红楼梦》位居榜首。读书版发表的访谈文章中，就有几位学者言及此事。在我看来，“四大名著尽数在列”，并非四大名著尽数出局；“《红楼梦》位居榜首”，更非《红楼梦》尤为不堪。“尽数在列”与“位列榜首”，只能说明包括《红楼梦》在内的“四大名著”的影响甚大，已是家喻户晓。但连“四大名著”都“死活读不下去”，确实也能说明潜心读书的风气之式微。我忖度，读书版连续不断刊发此类访谈文章，或许就与此事直接相关。他们不能力挽狂澜，却也想为重振读书之风尽绵薄之力。

　　办报办刊的关键在于定位，首先是读者定位。福建日报的读者不局限于某一类人，其读书版却分明是办给读书人，包括喜欢读书的人看的。这批有关学者的访谈策划，有明确的定位意识，着眼当代且顾及福建的地域文化，除了朱熹与朱子学，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五朵金花”即泉州的五种地方戏曲，以及从“翻译家的故乡”走出来的包括黄加略、林则徐、陈季同、林纾、王寿昌、严复、薛绍徽、林语堂、许孟雄等一大批近现代翻译大家，都在策划者的视野之中。

　　如今有一种奇特的现象：读书界很冷，“国学”却很热。而且，这种“国学热”所谓的“国学”，几乎与儒学以至孔学画了等号。这种“国学”一热，“五四”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就受到了非难，因为他们曾给“孔家店”以巨大的冲击。在这些“访谈”中，闻不到这种气息。“访谈”并没有回避这个话题，有关学者也没有浑俗和光。孙绍振教授说：“国学热了起来是好事，不过社会上对国学的共识还不多，应扎扎实实地多做一些普及推广和深入研究，无须一窝蜂地大热起来。”他没有将“国学”与“经典”锁定于四书五经，也不赞成“一窝蜂地大热起来”。其实，即使“国学”专指儒学孔学四书五经，需要的也只是潜心读书与冷静思考，这就注定了它只能“冷”而不能“热”，仅从这种意义上说，如今的“国学热”也只是一种虚热。

　　我对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的访谈《勃兴何以速亡》颇感兴趣。这位满族女学者是应邀前来参加福建省图书馆组织的“少儿读书夏令营”活动的。“访谈”这样描述她登台讲学的场景：“省图多功能厅挤得满满当当的，连讲台上都坐满了人，来得稍微迟点的只能站在走廊上听。”蒙曼副教授确实也没有辜负听众的期望。她的主要研究领域在隋唐史以及中国古代妇女史。《勃兴何以速亡》说的就是存在于“五胡乱华”之后盛唐之前的历时38载的隋朝。我说“颇感兴趣”，因为此文使人耳目一新。蒙曼副教授并不因为这是一个短命的王朝，而将它说得一无是处，恰恰相反，充分肯定这个短命王朝在实现国家统一、民族融合，使“地无分南北、人无分夷夏”等四个方面的历史功绩。她并不因为隋炀帝杨广是个“亡国之君”，而人云亦云地说他是“荒淫无度”的“好色昏君”，恰恰相反，她用事实证明“隋炀帝非但不是昏君，在一定程度上还算是个励精图治的皇帝”，这是观念新。导致隋亡之症结，蒙曼副教授的答案不是隋炀帝“好色亡国”，而是隋炀帝滥用民力而且不听诤言，虽然“初步奠定了盛唐的基础”，却因为“劳民伤财”以至“罔顾百姓的承受能力”而“最终导致亡国”，这是观点新。蒙曼副教授是用事实来讲演《勃兴何以速亡》这个题目的，诸如大兴城的城市布局“被日本全盘照抄，搬回京都沿用至今，就连街道名称都完全一致”，诸如隋炀帝因为“忙于出巡，一经数年，柳氏美人不得不另嫁他人”，以及出自《文献通考》的“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出自《贞观政要》的“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等等，至少在我辈“业”外人士看来，不是大路货，这是史料新。美中不足的，倒是称“李世民汲取了隋朝的教训，总结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似乎与史实有点出入。这话其实是魏徵对李世民说的，但也并非魏徵的专利。《荀子》一书有两处说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一处在《王制》篇，说的是“传曰”；一处在《哀公》篇，说的是“丘闻之”。可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早在战国时期的荀子之前，就有人总结过的，有赖于读书人的读书而代代相传用以资政。

　　潜心读书的风气，或许正是这样逐步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