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浩（书评人）

　　近日，《深圳商报》采访了复旦大学一位讲授中国文学史的教授——这位教授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中外文学史的写作现象以及文学史的写作规律，指出当下在文学史写作过程中的问题，“文学史写作越来越趋同”。

　　这种“趋同”现象，主要表现在当下中国文学史的“拼写”之风，这种文学史写作“已不是个体而是集体书写历史的时代、不是通才而是专家大行其道的时代。文学史这一领域的流行做法也和其他学科一样，多是聚合起各时代各专题的学者专家，请他们分头著述发挥其所长，然后汇集成一大通史、一大项目。这样一种操作办法，据说既可体现人人平等的原则，又赶得上现时代专业分工越来越精细的潮流。而当学术生产也为这种拼装之风所笼罩时，自然而然地人们就把做一名好专家当成了理想中的最高学术境界，当成了衡量一个人专业水平的关键性指标”。

　　很显然，这种“趋同”写作，使文学史研究成了共同模式下的“学术生产”，“文化制造”，缺失了写作者个性化、新的理论思想印记，自我的文学研究方式特点。这就像这位教授所慨叹的那样，文学历史写作者如果像司马迁那样坚持自己的历史写作理想和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会被人目为“狂妄”、“空疏不学”，结果，在这样的文学史当中，根本看不到写作者的主体性的存在，作者的学术、文化和观念都极富个性化的主张和鲜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