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上靖（右一）和他的儿子　（左一）与本文作者（右二）合影

　　乡土气息的灵魂是作家的乡土情结。二战中在我国度过青少年时光的日本作家，对哺育过自己的中国大地梦牵魂绕,蕴含着难以割舍的故土情结思念和怀旧之情。他们的创作灵感跟这片土地最没有距离感，抹去被遮蔽的历史尘埃和重现如烟往事，追求的是一种熟悉与亲切感情，既抒发了内心深处对白山黑水的往事眷念，也写出了时代特征和旧时我国城市的社会风貌，既熟悉又陌生。这些虽然都成过眼烟云，时光的流逝没有丝毫冲淡这历史长河中平淡的一瞬,反而随着年岁的增长故乡情结越来越浓烈,从记忆深处打捞起逝水年华一段特殊的人生体验，甚至会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这里不仅仅是历史的回顾，更勾勒出创作者心中对于现在、过去、未来的交织的思考和想象。那些他们喜欢的、打动了他们的、多年以后仍留在记忆中的红尘旧梦,也许别人觉得很平常,但在他们的文字里,被赋予深邃而强烈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获得了贴切的表现载体,就使作者加大了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巧妙处理历史事件与故事情节的呼应关系。

　　清冈卓行获芥川文学奖的《洋槐的大连》（1969）和《邯郸的庭院》（1980），就正是这样的深藏着作家浓情的作品。大连是清冈卓行笔下屡屡出现的一方文学水土，《洋槐的大连》　是他青少年生活和情感的较大规模的创造和再现。洋槐由于与他的青少年之间存在某种对应和特殊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怀旧的代名词。他以怀旧和现实相交融的笔调，着意渲染其诞生之地大连霞光丽日的璀璨、碧波涌荡的舒展的诚挚眷恋，洋槐的吐蕊绽放和人处异国他乡的游子难以平复的心底波澜。这里有对青少年时代美好时光的无限留恋，有主人公对初恋和新婚缠绵悱恻的追梦情结，有从沉睡中唤醒了的心灵春天的记忆，有带着苦楚的沧桑美感，分明让人看到了他内心情感的丰富、惆怅。记忆中没有一页失真，营造出一种浪漫纯情的怀旧氛围，首尾呼应，虽恍若隔世又历历在目。

　　水上勉的《沈阳之月》（1990）以他年轻时在沈阳做工头时，病中孤枕难眠的深夜，中国工人无微不至的关怀，犹如天际一轮明月，给他孤独的身影倾泻着生命的亮色，将读者的情感从激越的巅峰引向沈阳古城，美得让人心颤。

　　父亲因抢救伤寒病人受感染而永远地长眠在了异国的土地上的安部公房，在处女作　《终途标识》（1948）中，于虚构中包孕着时代风云、历史沧桑，在某种假定的戏剧氛围里，寻找生存的方向感。小说充满对历史与命运的思考，完成了一次个人创作主题上的思辨，将历史宏观和个人命运的微观近乎完美地融合。小说里，一名日侨青年　T　在日本战败前夕的特异环境中想寻找一个实实在在的位置，却阴错阳差地误入对立的两支绿林人马的火并之中，被关进地牢。在那里，邂逅了打入绿林队伍的中共党员，在生活的苦涩中结成既宽松又亲密的关系，展示了日侨在祖国战败之际的底层感。尽管细节的虚构非常大胆，却是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的。

　　堀田善卫的　《时间》（1953），以一名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日记的体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它的纪实性把人们引向记忆深处。因为日记体使用了第一人称，小说有着对人物自己内心、对其灵魂更为深入的剖析。在同一作家获芥川文学奖的《汉奸》（1951）中，书中人物与作者的心贴得很近，展现了敌伪时期上海一家小报文艺栏目的中国编辑安德雷的形象，以及国民党接收前后的严酷现实，幻化出上海日本御用文人难以排遣的怅惘和道德上的自我鞭挞，是一幅时代与个人命运的交织图。堀田善卫的剧本　《命运》（1958）的主人公，在侵华战争中曾是一名下士，战后随日本代表团访华。他亲眼目睹新中国的巨大变化，特别是通过一个偶然机会同被他遗弃的中国妻女相会，使他对战前军国主义的罪行和自己的过错幡然醒悟。这一偶然相会更富戏创性，也更有力量，其实，他的忏悔不表示道德就高于他人，大半是历史条件和政治现实的共同产物。

　　二战期间曾因被征入伍和从事新闻工作两次来中国的武田泰淳，以他侨居上海时的生活遭际为蓝本而写的　《审判》《秘密》《蝮蛇的后裔》（均1947）、《风媒花》（1952）等作品，其含而不露的内省笔触，蕴含有对于侵略战争的赎罪意识，展示了日侨在祖国战败之时生活和感情上的波折。

　　早在战前即已蜚声文坛的女作家野上弥生子，虽非在华日侨，但提笔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却是她多年来的夙愿。她筹划长达二十年，并于1957年亲赴延安实地采访了却心愿。她的四卷本长篇小说《迷路》（1936－1956）似乎是战后初期战后派已经写得非常娴熟的反战的重现。但是,当年野间宏、梅崎春生们的写作,因为与他们自身的经历在时间和感情上贴得很近,为普通士兵与厄运艰难抗争之情溢于言表；　到野上弥生子这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与当年往事拉开了距离。命运的曲折，感情的激越,渐渐地沉淀下去，而人生更多阅历的展开,也会改变作家的写作心态,纯化了作家的价值选择。《迷路》的主人公菅原，因在大学时代参加进步活动而被开除学籍，应征入伍后被驱往侵华战场。在一次遭遇战中击毙一名中国游击队战士，一直生活在心灵的忏悔之中。他同打入日本特务机关从事反战活动的大学时代心腹好友木津，在中国久别重逢。从木津口中获悉在延安成立了日本反战同盟，心往神驰。为救赎历史阵痛和罪恶，冒着生命危险投奔延安，为日军岗哨发现当场击毙。菅原在历史阵痛中的罪恶与救赎，越过中国大地而进入更广阔、更深刻的领域。女作家将菅原的逃亡之旅，写成了他追求光明的必然选择。虽然菅原在战争中为法西斯效力，但是最终以生命为代价获得了心灵的升华。王蒙在《王蒙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　中写道：“二战中的日方阵营中除了军国主义分子、意欲奴役中国的侵略分子以外，也有被利用、被蒙蔽的基本善良的人士，也有对华比较友好、不赞成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但又没有勇气反抗的人士。除了坚决的反战人士外，被侵略战争所裹胁的民众与普通士兵，他们仍然有他们的悲剧、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挣扎，负罪感与无力感、被骗与自我欺骗感。历史裹胁了形形色色的人，被裹胁的人同样能加害于人，但是你无法抹掉他们的曾经存在，他们的经验与惨痛呼号，他们从另一个角度控诉着侵略者、战争罪犯。”

　　所谓“史德”表现在秉笔直书，辛勤地搜罗史料，不是单纯地将之铺排，而是作严肃、负责的梳理。森村诚一的长篇报告文学《恶魔的饱食》（1981）挖掘整理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资料,并附有大量珍贵的资料照片，见证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朝鲜和俄罗斯南部,用活人做生物实验的轨迹，更留下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罪行。尽管如此，人们不知道的真相永远比知道的更多。

　　出自名家手笔的访华游记，是亲历者的见闻、感受与思考，有着鲜明的时代潮流印记。由于作者的身份不同于一般的旅游者，同样一个地方、一处风景、一件事情，他们的观察和描写更加细致深刻，理性的思索胜过了单纯的情感宣泄，让某些对中国依然存在着相当误解的读者,获得一扇间接了解中国的窗口。尽管当时存在的问题只能作表面观察，但是，坦诚反而比信誓旦旦更让人踏实,使人们从中看到历史另一面的真实。以陌生的眼光来看，什么都有魅力,作者将投入感和陌生感结合在一起，感受中国的秀丽山河、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魅力。中岛健藏的《新中国素描》（1958）、野上弥生子的《我在中国旅行》（1959）、龟井胜一郎的《中国旅行》（1962）、司马辽太郎的《从长安到北京》（1977）以及水上勉的《虎丘云岩寺》（1979）等访华游记，出现在作者笔下的大人物和事件，都是实有其人而非凭空杜撰，连着浓浓的友情互动。作品具有生动而珍贵的史料价值，视野开阔，举重若轻，持论公允；又具有优美的抒情风格，凸现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和赖以表现这种理解的艺术功力。折射出作者不能释怀的对中国文化的深爱和依恋，他们把中国儒家文化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

　　清冈卓行在他阔别多年之后，到他的第二故乡重游，写出《艺术的握手》（1978）。他在文章中揭开一些尘封的记忆，让时光倒退到二十八年前，埋在内心的飘零思絮升腾，充盈着一股沉郁而撩人心扉的深情。他熟稔旧时中国，通过今昔多重对比，对中国的沧桑巨变发出较强烈的情感上的反应。文中写道，邓颖超在接见日本作家代表团时，每位日本作家都怀着对周恩来的独特精神力量与人格魅力的景仰和深情，谈到周恩来的逝世禁不住哽咽失声，泪水盈眶。字里行间透露出作家对周恩来的思念和情真意切。

　　水上勉的　《蟋蟀罐与柿子》（1967）、开高健获第六届川端康成文学奖的短篇小说　《玉碎》（1978），是对我国作家老舍“文革”中投湖自尽的深挚哀悼，充满对老友的深情追忆，在叙述的过程中始终饱含着激情。但是作者并不是一任感情的自由宣泄，而是在情感的节制中让小说呈现出内敛的叙事风格。

　　山崎丰子的《大地之子》经笔者从中斡旋，曾三次风尘仆仆穿梭于赤县与东瀛之间采访,每次都滞留三四个月之久,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重点是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在中苏边境开办的“开拓团所在地和日本孤儿集中的我国东北，以及小说主人公工作生活的上海宝钢和北京几个部委。在农村，女作家住在农民家中体验生活；　在内蒙同劳改犯一起荷锄到田间劳动；　在新疆深入监狱取得感性认识，前后采访一千多名中国人士及与过去的那段时光血脉相连的一群人，有了他们的佐证，这部小说无疑也就更加丰厚生动起来。

　　1984年10月，山崎丰子第二次来中国采访中，在牡丹江同一位在柴油厂工作的劫后余生的日本孤儿交谈，带有极强的戏剧性故事情节，构筑了这篇小说的整体框架设计。当这位孤儿刚懂事时，苏军出兵东北，他所在的“开拓团”奉命疏散。及至到达日本驻军的伯力，日军早已仓皇撤离。关东军为了阻止苏军进攻，破坏了公路和桥梁，实际上是断了“开拓团”老幼妇女的退路，造成八万人丧生和下落不明。

　　《大地之子》融入了这位“残留孤儿”的真实经历，并以他作为主人公取名陆一心，在逃亡路上与队伍及家人失散,无数次遭遇艰险，又无数次幸运逃脱，在长春被中国一对老年夫妇领养。在他们的精心抚育下,他解放后大学毕业，并入了党。改革开放后，陆一心在上海宝钢任技术员,担任同日方合作谈判的翻译,而日方负责人则是他的生父。经过我国红十字会的努力，生父终于寻找到“开拓团”撤退中失踪的女儿。女儿被败破的我国农民收养，当他见到女儿时，她躺在冰冷的地上即将气绝身亡。生父走向门外，恰巧陆一心也费尽周折找到妹妹，父子迎着凛洌的朔风相认了。形单影只的生父恳求陆一心随他回归日本，留在自己身边。尽管陆一心由于是日本人,而为相恋多年的中国一位部长的女儿所拒,“文革”中又被打成日本特务，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他还是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中国大地的儿子。白山黑水的点点滴滴都已融入了他的血脉当中，他怀着质朴的感恩之心毅然留在中国养父母身边。

　　由于女作家的《华丽家族》电影在中国博得空前好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曾三次接见这位女作家。当女作家对我国有关省市负责人以开会或生病避而不见牢骚满腹，并表示要买飞机票回日本时，胡耀邦作着手把机枪的姿势，风趣地对这位耿直的女作家说，你若是“退却”，我就用机枪突突你。山崎丰子一直致力于小说的写作和修改，呕心沥血历时五载，病了两次，她不无感慨地表示：“在我有生之年，再想写以现代中国为背景的类似　《大地之子》这样的小说，看来是不可能了。”

　　历史小说单纯地回到那个时代很容易，但我们不能抛弃当代人自己的思考和体会，必须让这部作品和当代人亲密接触，透射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井上靖和司马辽太郎等作家一向注重文化底蕴的积累，《天平之甍》（1957）、《空海的风采》（1973-1975）等小说，将故事引向中国精神认同感和归属感，将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认识扩展到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中。

　　井上靖《天平之甍》中的人物唐代高僧鉴真，矢志不渝,九死不悔。他远离故乡，东渡扶桑，把唐代文化艺术介绍过去，使奈良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宗教及文化中心，使一代代的日本人带着热爱和尊敬的目光来看待中国。他献给日本的是一颗中国心。《天平之甍》形象生动地表明,早在一千三百年前，在我国历史上的大唐盛世,佛教文化的交流就已经把一衣带水的中日两个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二战期间应征入伍，以后从事新闻工作又两次来过中国的武田泰淳，从青年时代就浸淫在中华文化的滋养之中，才子佳人的缠绵悱恻、英雄红颜的凄艳哀婉、盖世豪侠的仗剑沙场，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他的作品中。无论是中国题材还是纯粹的日本故事，都显而易见地受到上述影响。他用中华美学的营养滋润了地道的日本文艺作品，也为中日文化找到了内在的接壤捷径。他以　《司马迁》（1943）为代表的一批从中国历史中移植而被赋予新意的作品，还有以《白蛇传》铺陈展开的《人世之外的女人》（1947），描写杜甫在草堂生活的　《诗的风景》（1949），以及《才子佳人》（1946）等名篇，都在作品中对中华文化作了独到的诠释。很多人从与中国题材作品的互动中获得了自己想要了解的中国，而中国也因中国题材的作品为更多的人所认识、所关注。这些作品成为解读中国的“另类教科书”，所描写的内容又都是中日人民命运所共有的东西，因而经得起时间的淘洗，具有久远、永恒的艺术魅力。

（原标题：风景旧曾谙　却换了人间——战后日本作家中国题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