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作家。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因车祸丧生。一百年前的今天，阿尔贝·加缪出生于阿尔及利亚。他身兼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评论家，“荒诞哲学”代表。代表作：《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神话》等。1957年，年仅44岁的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萨特说：他“始终是我们文化领域最主要的力量之一，始终是法国历史和当代历史的代表”。

　　加缪曾经指出，现代作家“不再讲故事了，(他们)创造自己的宇宙”，而“思想，首先就是想要创造一个世界”。于是我们知道了，他作为作家，是想用思想创造自己的世界。这世界，巴尔扎克的是繁复，雨果的是博大，波德莱尔的是阴冷，普鲁斯特的是缜密……加缪的则是“单调”。人们可以用若干不同的一句话概括加缪的宇宙，例如他自己说的“反与正”，别人说的“大海与牢狱”、“阳光与阴影”、“荒诞与反抗”，等等。这如许多的一些话，说的其实只是一个东西：人与世界在其不可分割的联系中的对立和统一。加缪说：“谁都知道伟大的艺术家是可以多么的单调……”对此，我深信不疑，然而我也知道，伟大的艺术家又是可以多么得复杂。加缪就是一个既单调又复杂的作家。

　　加缪的名字是与几位神话人物和文学人物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西绪福斯、普罗米修斯、涅墨西斯和堂·吉诃德。

　　他们有过的，加缪都有，例如西绪福斯的清醒的勇气，普罗米修斯的高傲和坚忍，涅墨西斯的节制和均衡以及堂·吉诃德的知其不可为而为的固执；然而，加缪有过的，他们却不曾有，例如贫穷。

　　加缪是贫穷的。萨特在那封著名的绝交书中对加缪说：“您可能贫穷过，但已不穷了，您是个资产者……”这显然是个没有操心过衣食的人的口吻，实际上，直到四十四岁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加缪一直是贫穷的，否则，他不会不无骄傲地说：“我不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学到自由的，我是在贫困中学到的。”他的妻子也不会在获知他获奖这个消息后不无担心地说：“但愿他不会拒绝……”她实在是过怕了拮据的日子。

　　贫穷，在许多人看来，是耻辱，是痛苦，甚至是罪孽。它可能使一些人自怨自艾，面对世界的不公忍气吞声；它可能使一些人深藏起内心的自卑而发狠去追求财富，转以新富的心态望着别的穷人而沾沾自喜；它也可能使一些人因拒绝而“思变”，于是有造反，有逃遁，有弃世，或寄望于渺渺中的未来，或求援于冥冥中的主宰，或自放于昏昏中的现在。然而，在阿尔及尔贫民区长大的这位法国移民的儿子加缪却对贫穷有另一种体验和认识。他贫穷，穷到没有一张写作业的桌子，然而他骄傲，因为他能在阿尔及尔的阳光下畅游于地中海的怀抱中。当病魔企图从他年轻的手中夺走这不费分文的幸福时，他愤怒了，也清醒了。他看到了一个阳光与阴影交织着的世界。他站在这个世界上，他一生艰难的足迹都深深地印在这个世界上。他虽然不相信“太阳之下、历史之中，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他确信“历史并不就是一切”。这种独特的体验和认识，后来造就了文学家和思想家阿尔贝·加缪。当他于1957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人们说：“就个人来说，加缪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虚无主义，他严肃又严厉的沉思重建起已被摧毁的东西，力图使正义在这个没有正义的世界上有其实现的可能，这些都使他成为人道主义者，而这个人道主义者没有忘记地中海岸蒂巴萨耀眼的阳光向他指明的希腊美与均衡。”

　　西蒙娜·德·波伏瓦曾经这样指责加缪：“他很少从大原则下到具体的个案上来。”这样的指责实在是落不到加缪的头上，因为加缪恰恰是从个案上升而至于大原则，正如他自己所说：“实际上我并非哲学家，我只能谈谈我经历过的事情。”

　　20世纪是价值重建、文化重建的时代，在这种摧毁与建设的同样巨大的努力中，像加缪这样从个人的切身体验和感受出发者并不多见，而像他那样有更多的理由破坏，但他却致力于保存者更属罕有。我起手便拈出他的贫穷，当然不是想印证“诗穷而后工”的古训。在他那里，贫穷既是他的亲历，也是人类的基本而永恒的状况，一切将从这里开始。

　　……

　　从西绪福斯到普罗米修斯，再到涅墨西斯，我们顺序展开了加缪的思想的三个侧面。这三个侧面同时存在，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构成一个整体。当加缪从荒诞出发时，他已意识到反抗；当他发现反抗屡屡失败时，他已感觉到适度的重要。他在1951年的一次答记者问中说：“我在写《西绪福斯神话》时，就已经考虑到我后来写的关于反抗的论文了……”他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说中再次申明：“我写作伊始就有一个具体的计划：我想先表现否定。有三种形式。小说：《局外人》。戏剧：《卡利古拉》、《误会》。意识形态：《西绪福斯神话》。我还预想了肯定的三种形式。小说：《鼠疫》。戏剧：《戒严》、《正义者》。意识形态：《反抗的人》。我已经设想了以团结友爱为主题的第三阶段。”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加缪的思想的一贯性与完整性，其间自然有许多曲折和发展，但那一条以人为本的主线却是贯穿始终的。加缪的思想处在欧洲人道主义传统之中当无疑义。有人称之为新人道主义，也许是考虑到了时代的发展和演进。

　　加缪不是政治家，他的思想在现实政治中自然是行不通的，但他像20世纪的作家一样不能不谈政治。倘若作为某种类型的制衡器来看，他的言论未必不时时显露出真知灼见的光彩。他给予政治家的往往是一种警告。20世纪是个革命的世纪，各种各样的革命无一不试图进行到底，各种各样的敌对的势力无一不想对敌人斩草除根，然而其结果并不总是令人欣慰的。加缪屡屡申明他不是哲学家，他也的确不曾提供出纯哲学的思辨，更休提博大精深的体系了。20世纪是个思潮迭出的世纪，各种流派无一不存有解释世界或改造世界的壮志，也无一不想发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然而其结果并不总是令人信服。加缪不曾有过这样的抱负，他也并不认为他的结论具有“普遍的价值”，如他所说：“《反抗的人》既未提出一整套道德，也未提出一种教条，它只是肯定一种道德是可能的，而且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崇拜金钱、崇拜强力、崇拜成功的时代里，这一点倘若是真的，也就弥足珍贵了。

　　加缪少年得志，很年轻即获诺贝尔文学奖，在战后一段时间内也曾被视为一代青年的精神导师，然而他的思想从未走红，不断地受到来自左的和右的两个方面的攻击。这其中自然与他的思想中的谬误有关，但不可否认，他的清醒和坦率也为他招来两方面的敌人。《反抗的人》发表之后，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其结果不唯使他与萨特等存在主义者反目，而且几乎闹到使他声名狼藉的地步。然而他并不因此而媚俗，而盲从，他只是在孤独中默默地咀嚼着苦涩和失望。那一段公案当然可以从历史的角度给予评价，但以今天的眼光看，以那些此后经历过多少风风雨雨的人的眼光看，评价的天平也许会大大地向加缪倾斜。今天，人们会乐于认可加缪的辩白：“至于地中海思想，我只是反对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意识形态对它的排斥而已。我远非将它置于一切之上，正相反，我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一般地说，是历史主义思想)对它过分地无知，欧洲思想因为失去其根本而变得极为可怕，我并未声称地中海思想拥有解决的办法。我明明写的是欧洲从来只是处于‘正午和子夜’的斗争之中。这就是说，我觉得北方文明与南方文明一样必要。”据说，今天有众多的男人和女人在经过一场幻灭之后，纷纷到加缪的著作中寻求新的信念，甚至把他当成了他们的上帝。这虽有些过分，但不是不可理解的。

　　加缪，这位20世纪的堂·吉诃德，正以其单调又复杂的思想引起人们越来越普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