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历史叙述的细化与文学研究的拓展

　　———张晖《帝国的流亡》

　　左东岭

        最近几年来,易代之际的历史与文学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

　　重要学术领域之一。

　　    易代之际的研究价值与学术魅力首先来源于其政治格局的变化

　　与士人选择的多元。中国古代在政权稳定期倡导的是政治的一元化

　　与士人人格的整齐划一,学而优则仕成为每一位儒者的必然人生选

　　择,他们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常常取决于科考的是否顺利,一旦被抛

　　出政治格局之外,便很难有展示其各种能力的机会。但易代之际却

　　大为不同。当士人处于两种或多种政治势力相互争斗的格局之中时,

　　他们必须做出仕宦与归隐、抗争与顺从,甚至生存与死亡的抉择。

　　这其中除了有文化价值的选择与夷夏之防的牵扯之外,也不排除为

　　了争取个人人生成功的政治冒险,于是便会表现出多彩多姿的人生

　　面相。比如元明之际的宋濂与戴良,二人同属浙东的金华学派,共

　　同从学于元代大儒黄蟳与柳贯,如果处于承平之时,他们可能只有

　　科举仕途上成败与否的差异,但是他们却生逢易代之际,处于元朝

　　廷、张士诚政权、朱元璋政权甚至方国珍政权相互争斗的浙东地区,

　　无论他们是否情愿,都必须做出政治的选择。宋濂拒绝了元朝廷的

　　征召而走入了朱元璋的幕府,结果他成为明朝开国文臣第一,在明

　　初文坛上具有代表主流文学观念的话语权。戴良则相反,他先是供

　　职于张士诚政权,后又渡海至山东寻找元朝廷势力以图报效,无果

　　后返回浙东隐居不出,入明后坚持遗民气节,直至死亡而后已。宋、

　　戴二人的不同选择,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很难从单一的角度予

　　以评说。钱穆先生从民族大义着眼,认为:“然如戴良、王逢皆南

　　人,其耿耿于胡元,至死不变,一身利害固不计,天下事非亦不辨,

　　国人之好恶向背,亦复悍然无动于其中,而天理之往复乘除,彼亦

　　茫焉若不知。古今诗文之士,不乏眼小如豆者,而戴、王乃凭此立

　　节,长为同时及后人之所想慕,斯尤可怪也。”(钱穆:《中国学术

　　思想史论丛》卷六,《读〈九灵山房集〉》)然而,作为民族重振的

　　元明易代,为何会有像戴良这样的江南文人甘做遗民,替元守节,

　　其中只是一种愚忠的君臣观念在起作用吗?那么又如何理解宋濂、

　　刘基的叛元行为,那是他们的道德污点吗?这些问题至今都还在困

　　扰学界,具有相当的学术难度。再说,他们二者的成功与失败、明

　　智与愚暗,仅仅以政治上的得与失恐亦属皮相之见。当宋濂要入朱

　　元璋幕府时,戴良曾赠诗三首,其中一首说:“寄声奋飞者,当慎

　　子所之。烟波渺无从,云路迥难依。云路多鹰隼,烟波有虞机。”

　　(《戴良集》,《寄宋景濂三首》)联系到宋濂入明后虽然一时青云得

　　意,但最终被流放蜀地,病死途中,果真应验了戴良“云路多鹰

　　隼,烟波有虞机”的提醒与忠告,后人阅读这样的诗作,又将会作

　　何感想呢?可以说,易代之际政治上的波谲云诡带来了士人人生态

　　度与价值选择的多元复杂,从而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与评说的困难,

　　因而也拥有了更大的学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