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英同盟和大隈的东西文明融合论 

　　明治时代的后半期，连续发生了日清战争(1895—1896)指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译者注、北清事变(1900)指1900年八国联军进军北京事件。——译者注、日英同盟(1902)、日俄战争(1905—1906)日俄战争时间应为1904—1905年。——译者注等重大历史事件，通过这些历史事件，我国在远东地区外交舞台上的稳固地位已基本上确立。日清战争，将亚洲的大国中国打败，日俄战争，将欧洲的强国俄国击溃，至此，我国从幕府时代末期以来的紧张感中渐渐地被解放了出来。明治时代前半期，我国外交上的最中心的课题是修改各种不平等条约，在这个外交交涉过程中，日清战争成了一个重要的机缘，由于这个机缘，我国实现了这一夙愿，成为亚洲最先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国家。接着，又战胜了俄国，这一胜利，给亚洲各民族带来了强烈的震动和觉醒感，日本一跃成为东方的冠军，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从幕府末期的紧张感中摆脱了出来，这种解放感，唤起了各种各样的与“国民使命观”相关的议论，这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现象。以日俄战争为界，战争以前，可以说是为了维持自己国家的存活而拼命奋斗，战争以后，我国渐渐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宽裕，到了可以来考虑自己为什么能够存在的理由的时候了。位于远东地区的一个小国，废止闭关锁国以来仅仅过了半个世纪，现在一跃成为东方的冠军。处在这样的形势下，在全面肯定明治以来的近代化过程的基础上，设定未来行动的目标，这恐怕是很容易想象的事吧。当然，由于日本近代化的早熟而出现的各种不合理的东西，在明治末年，已经引起了特别是知识阶层的怀疑。但是，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国在世界史的舞台上一步一步登场的实感，使得人们更加斗志昂扬。像“开国进取”、“取长补短”这样的明治初年的口号，在新的时代里，被更加具体地发展了。从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从日本的指导层口中，可以经常听到“日本国的天职”、“新日本的使命”等语句。这里，我们可以把大隈重信(1838—1922)的“东西文明融合论”作为典型的例子举出来看一下。

　　大隈重信是明治维新以来“开国进取，取长补短”主义的代表者，其实，在他的心目中，“开国进取，取长补短”已极其卑俗化，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这位政治家，在确信了“日本早非日本之日本，实已是世界之日本”以后，这样说：“代表东方文明，同时又将西方文明介绍至东方，我国即处于此等地位。”（《新日本论》，载于《经世论》大正元年版）据大隈之言，日本在明治以后，已经是“足能经受(国际性的)生存竞争”了。在日清、日俄两次战争中，之所以能获得大胜，完全是“得力于我们过去数千年之民族素养及……遵守开国进取之大方针，锐意学习欧美文物制度，取其之长，补己之短”的结果。这个结果，使我们国家顿时登上了“对东方，我们乃西方文明之说明者”，“对西方，我们乃东方文明之代表者”的宝座。也就是说，日本占据了东、西两个文明的媒介者的地位。那么，日本的这种特殊的地位，赋予了日本一种什么样的使命呢?“成功地调和东西文明，使世界文明更加醇化，迎来人类之和平，谋求人道之完美，此乃我国国民之理想，日本帝国之天职也。”大隈几乎可以说是用这种天真的态度来唱说了他的东西文明融合论的。在大隈看来，只有这，才是我日本国的使命。时代赋予这个“世界之日本”的使命，就是融合西方文明的“文化革命”(Kultur Mi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