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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能力提升刍议
2020年10月10日 11:02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19年第7期 作者:侯欣 谢成宇 字号
2020年10月10日 11:02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19年第7期 作者:侯欣 谢成宇
关键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能力;提升

内容摘要:要提高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防范能力,包括领导能力、经济能力、文化能力、传播能力和网络能力,做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顶层设计、夯实物质基础、筑牢文化基石、扩大宣传力度、占领网络阵地,更好地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关键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能力;提升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侯欣,谢成宇,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谢成宇,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一个重要的、内在的、深层次的因素,渗透到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家网络安全等具体领域中。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意识形态安全仍面临一些风险: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加剧加之社会转型催生我国当前思想观念多样性以及意识形态在文化和网络方面的优势不明显。为此,要提高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防范能力,包括领导能力、经济能力、文化能力、传播能力和网络能力,做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顶层设计、夯实物质基础、筑牢文化基石、扩大宣传力度、占领网络阵地,更好地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关 键 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能力;提升

  标题注释:本文为2018度国家社科基金“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重大专项“基于大数据的世界民粹主义思潮发展动态及其有效引导研究”(项目编号:18VZL018)阶段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19)7-0039-06

  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就风险防范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防范化解意识形态等领域重大风险的要求,强调要做好做实防范化解的工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系统的灵魂,关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安全,任何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忽视都会给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造成或大或小的影响,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澳门回归20周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里尤其需要警惕和防范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

  一、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内涵

  把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是我们客观分析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前提,是防范化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基础。

  (一)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概念

  “安全”是相对于威胁而存在的,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涉及人类生存的方方面面;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无论人类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将威胁降为零。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如果从安全的字面意思来界定,是指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免遭危害,表现为普遍的信仰生成,广泛而持久的认同,充分的话语权,对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为实现政治整合提供基本价值规范。[1]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免疫系统”,可以识别和排除异己的思想观点和价值观念,为国家提供“合法性”的理论依据,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虽然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没有明确提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这一名词,但它却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内在的、深层次的因素,渗透到国家文化安全和网络安全等具体领域之中。意识形态和文化具有天然的关联性,一方面意识形态往往需要以文化为载体开展教育,文化尤其是占据现代文化中心维度的大众传媒,其发展极大地扩大了意识形态的运作范围,正如约翰·B.汤姆森在《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中提出的:如果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社会胶合剂”的话,那么现代文化“则被看做一种涂抹黏胶特别有效的机制”[2]3,是促进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载体。另一方面,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均在实行“文化走出去”战略,开展文化软实力的较量,其“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3]106-107。另外,国家意识形态网络阵地的丧失是网络不安全的表现之一。我国的意识形态教育借助网络平台提升了教育的有效性,同时西方社会思潮也借助网络的即时性、匿名性等特征得以传播,甚至还有人提出自媒体时代应该“去意识形态化”“去中心化”,导致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遭遇激烈的竞争,网络空间意识形态“一元主导”与“多元取向”的冲突并未完全消解,意识形态网络治理体系有待进一步构建并完善。

  (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特征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体包括以下5个特征。

  第一,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整体的而不是割裂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系统的血脉,蕴藏在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与网络安全的每个领域中,它们之间往往没有明确的边界,不可被强行地割裂开来。以近日“中美贸易战”为例,看似是经济层面的斗争,实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4]。另外,我们在阐述威胁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思潮时,经常会提及社会思潮背后的陷阱,如“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西化分化陷阱”“塔西佗陷阱”,这些五花八门的陷阱有的是针对政治层面提出的,有的是针对经济层面提出的,既是对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发起的挑战,也是威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杀手。第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并不是凝固不变的,并非一时的安全就可以永远保证安全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不间断的过程。尤其是国家意识形态“面临的内外环境更趋复杂,境外敌对势力加大渗透和西化力度,境内一些组织和个人不断变换手法,制造思想混乱”[3]111,这些都加剧了防范化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第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国家意识形态并非处于真空状态,其竞争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竞争已然常态化;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产生也是内外因同时作用的结果,既有经济体制深刻变化、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以及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原因,又有国外社会思潮大量涌入的缘由等。第四,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安全”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正如人们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将威胁降低到零,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亦是如此,人们无法确保国家意识形态百分之百的安全,更无法营造一个意识形态安全的真空环境,只能尽可能地降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保证国家意识形态的相对安全。第五,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共同的而不是孤立的。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系统的、长期性的工程;涉及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网络等领域的改革与发展,为此,要“发挥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民间机构、公民个人等各个主体作用”[3]170,打造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共同体”,发挥以上各个主体的能动作用,实现组织共建、队伍共建和阵地共建,形成防范化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合力,以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剖析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是可能使意识形态安全受到破坏的危险。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依然存在,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既有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加剧,又有国内社会转型催生出思想观念的多样性以及意识形态能力的不足,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一元主导和思想文化多样发展的矛盾更加突出,这些风险都需要客观剖析以便全面了解。

  (一)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加剧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没有放弃过对它的扼杀。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标志者人类社会出现了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这是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并且取而代之的价值追求。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纷纷试图扼杀马克思主义思想。苏联的成立结束了资本主义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使这种“扼杀”活动更加频繁,他们采取言语侮辱、外交孤立、经济封锁甚至武力镇压等方式进行和平演变。自苏联解体,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矛头直指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完成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西方国家诚惶诚恐,进一步增加了对中国“西化”“分化”的力度,邓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5]344。当前我国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言论此起彼伏,试图唱衰中国、丑化中国和孤立中国。可以说,只要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存在,其意识形态领域之间的竞争就不可能停止,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西方国家以“民主、人权”等口号,以社会思潮为抓手,加大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从人民论坛年度重要社会思潮的调查成果报告得知:2010-2017年间,新自由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和“普世价值”始终占据影响中国十大社会思潮的一席之地,其他社会思潮也会不定期地呈现出来,时不时地进行思想煽动。这些社会思潮大多都带有政治目的,总是试图从根本上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中作出的贡献,削弱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迫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以“普世价值”为例,20世纪末,美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6]45这句话为我们揭示了“普世价值”的本质,被冠以“普世”的价值观仍然是西方的价值观,美丽外衣掩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政治诉求,迫使非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中国失去话语权、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其附属国。

  (二)社会转型催生思想观念的多样性

  中国为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我国在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领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迁,这些变迁必然导致人们思想观念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整合的难度,增大了社会思想共识形成的难度。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满足了人民的物质生活。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市场社会的形成,从早些年出现的三聚氰胺奶粉到去年的假疫苗再到激素宝宝霜,少数商人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惜损害劳动人民的利益,而社会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利益作为衡量人际关系亲疏的标准,这种过头的“经济中心论”导致意识形态的贫乏和精神贫困,难以达成思想共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会阶层逐渐分化。不同的社会阶层如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个体工商户等都有自身的利益需求,不同的利益需求会导致思想观念的多样,思想观念的多样时刻都在考验国家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不论是市场社会的形成,还是社会阶层的分化,都容易降低人民群众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度,意识形态教育也难以入脑入心,容易造成信仰危机,不利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三)意识形态建设优势不明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其优势还不太明显。尤其在文化和网络方面,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往往造成我国意识形态失去主动权,处于被动局面。在我国的文化市场上,美国的好莱坞大片、日本的动漫片和韩国的流行片占据很大的比重,获得较多国人的青睐。好莱坞电影大片中都带有浓厚的资本主义文化印记,美国的个人英雄主义、极端的科学主义、幽默的自由主义和暴力主义等主流价值观也得以在电影中体现。虽然近年来美国电影添加了很多中国元素,如《功夫熊猫》《花木兰》等,看似讲述中国的功夫和传说,但实则仍在阐述美国的价值观。此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优势还体现在学术研究、学术资助及文化交流方面,利用文化霸权加快推进“颜色革命”。总之,西方国家借助文化霸权地位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渗透,他们打着文化交流、融合的旗帜,行的却是意识形态之实。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占有的信息数据资源与拥有能力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反观我国存在着大数据能力不足、数据泄漏和数据污染等问题,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在2013年新华社评比的国际十大具有影响力的新闻中,“棱镜门”上榜。“棱镜”计划是一项由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自2007年起开始实施的绝密电子监听计划,该计划能够对即时通信和既存资料进行深度监听,监听对象包括任何在美国以外地区使用参与计划公司服务的客户,或者任何与国外人士通信的美国公民。[7]美国的决策者早就意识到互联网可以帮助他们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十分注重网络空间的占领:2011年就发布《网络空间行动战略》,2013年启动“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以及2015年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不断提升网络安全在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地位。据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情报人员通过进入微软等九大网络巨头公司的服务器,随意追踪人们的私人活动。为此,我们在谴责美国霸权主义的同时,也应该清晰地看到美国在互联网领域随心所欲的能力,这也是我国网络安全面临的“最大变量”。

  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能力的提升路径

  提高防范意识形态领域风险能力是保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论述为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提升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领导能力、经济能力、文化能力、传播能力和网络能力,切实做好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范工作。

  (一)提升领导能力,做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顶层设计

  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需要特殊的政治智慧,这种智慧集中体现在意识形态的顶层设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意识形态如何教育、如何管理以及如何评估等方面做好规划。提升国家意识形态领导能力,做好意识形态顶层设计,首要的是提出科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标准,准确判断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等级;制定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排查清单,精确把握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点,做好防范工作的先手。根据谢·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的观点,衡量一种意识形态强弱的3个变量:一是这种意识形态影响群众的多少;二是这种意识形态影响地域的大小;三是这种意识形态转化实践的能力及其持续性。[8]77我们可以参照这3个变量,设计出衡量意识形态安全与否的相应变量,做好动态监控,预测国家意识形态的风险点在哪里,是什么样的风险,以及什么时候发生风险,打好防范意识形态安全的准备之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发表了系列讲话,涉及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作用以及建设方向、路径等,这些都是党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顶层设计,是集体政治智慧的结晶。如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原则之一: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既要坚持党对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要重点抓意识形态工作,树立意识形态工作的底线思维,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又要始终将人民群众对国家意识形态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作为检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标准之一。

  (二)提升经济能力,夯实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

  社会上有些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导致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主要不是因为这些人读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或者听了意识形态的相关内容有了新的“独特”的见解,而是由于对某些社会乱象的不满连带引起的反应。既然“意识形态之结”是因为改革开放引起的,那么打开“意识形态之结”以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还是要从改革开放入手,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将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转变为意识形态建设的优势,让人们看到并体会到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进而提高人民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夯实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对此,要全面深化改革,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妥善解决人们群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如习近平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提及的教育、就业、收入、医疗、养老、居住、环境等方面的事情,将百姓冷暖记挂心中,缩小贫富差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我党加大了整治群众身边的“微腐败”力度,扫除人民群众的信仰雾霾,营造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

  (三)提升文化能力,筑牢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石

  文化和意识形态有着天然的联系,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坚持文化自信,筑牢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石。近代以来西方的船坚炮利在侵占我国领土的同时也侵蚀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占据着文化霸权和话语霸权的地位,电影大片、炸薯片和电脑芯片形成了有名的“三片文化”,借此以推进意识形态渗透。美国有三片文化,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有独一无二的5000年灿烂不熄繁荣至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孕育并成长起来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我们的文化大树如此茂盛,有何理由不自信呢?现在,我们强调文化自信,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9]299坚持文化自信,要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基础上,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要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对革命文化如红船精神的传播,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践行;要实行文化“走出去”战略,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文化输出到世界各个角落,让更多人学汉语、听戏曲、练功夫、品茶道。

  (四)提升传播能力,加大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宣传力度

  马克思提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0]9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因为手中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就沾沾自喜,理论武器绝不直接等同于物质力量,绝不直接等同于理论传播的有效性。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不能被群众掌握,就不能变成物质的力量,无法避免被边缘化的可能。因此,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就要提升意识形态的传播能力。目前国家意识形态主要以政治话语和官方话语为主,老百姓要么不太愿意听要么干脆听不懂,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将国家意识形态主张和人民的心声统一起来。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者若以领导自居发号施令,这样的宣传就变成了训话,老百姓根本不会买账,结果只能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从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到邓小平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再到习近平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等等,这些通俗的口号对我们进行国家意识形态传播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为解决这个问题,国家意识形态传播一定要面向大众,用老百姓愿意听、听得懂的话语,“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11]。国家意识形态既需要学者深入的理论探索,同样也需要挑选和培养一批国家意识形态超级演说家,通过他们让马克思说中国话、让大专家说家常话。近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中出现了一股清泉,如《马克思是个九零后》《马克思的朋友圈》《马克思靠谱》《你真知道“老马”和他好基友吗》等备受关注,它们结合时代最新话语来讲述马克思的生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通俗化讲解;用说唱的形式谈及对学习马克思的感受。马克思主义全新的打开方式拉近了人们与马克思本人及其朋友们之间的距离,使人们试图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想观念。

  (五)提升网络能力,占领国家意识形态网络阵地

  网络已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网络领域发展的不平衡、规则的不健全以及秩序的不合理导致各个国家信息鸿沟不断拉大,西方国家凭借网络优势扰乱我国的网络生态平衡,破坏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他们“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行为、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等等”[3]171。如果我们顶不住、打不赢互联网战场的斗争,会直接影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威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威性、主动权和话语权,陷入被动“挨骂”处境。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网络安全的本质在对抗,对抗的本质在攻防两端能力较量。”[3]175因此,我们要提升意识形态的网络攻防能力,主动占领并捍卫好国家意识形态的网络阵地。首先,提升国家意识形态的网络防御能力。面对各种社会思潮在网络上的传播要提高警惕,加强对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的监管,构建高效的意识形态安全防范机制,包括预警机制、报告机制、舆情研判机制等。当代社会思潮在传播过程中,会吸收时尚元素、借用时尚话语,成功吸引网民特别是青年网民的关注,并逐步形成了时尚化的新趋势;各种社会思潮擅长运用数字技术对社会现象进行定量分析,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图像描述、模型构造使其具有精巧的形式和“科学”的外观,得出貌似“合理”的结论,对部分群众颇有吸引力。对社会思潮的精美包装,我们要提升辨别能力,撕破所谓的科学外衣。其次,提升国家意识形态的网络进攻能力。一味地防御并不能带来网络意识形态的长久安全,只有主动进攻,方能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为此,要坚持完善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净化网络生态;坚持“内容为王”,让网络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先进文化以及塑造美好心灵的阵地;坚持队伍建设,除了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网络意识和素质的教育,还要“以开放的胸襟引进外来具备相应专业知识和技能地优秀人才,为网络舆情危机管理队伍注入新鲜血液”[12]。强大的网防御能力和进攻能力,必能够占领和捍卫我国意识形态的网络阵地,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总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极端重要,能否维护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通过提升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领导能力、经济能力、文化能力、传播能力和网络能力,保证意识形态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保证主流意识形态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以及双方之形成良性互动;保证主流意识形态免受各种侵袭、干扰、威胁和危害,维持其相对稳定与创新发展的有序和谐状态。

  参考文献:

  [1]冯宏良.制度与价值: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规定性研究[J].社会主义研究,2016,(4).

  [2][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社会[M].高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4]石云霞.中美贸易战的意识形态考量[J].思想教育研究,2018,(7).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7]新华社评2013年国际十大新闻“棱镜门”丑闻上榜[EB/OL].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3/1231/c87228-23983521.html.2013-12-31.

  [8][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上)[M].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9]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N].人民日报,2018-08-23.

作者简介

姓名:侯欣 谢成宇 工作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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