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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价值观的发展演变、影响与启示
2021年02月25日 08:57 来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9年第4期 作者:李辽宁 字号
2021年02月25日 08:57
来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9年第4期 作者:李辽宁
关键词:美国价值观;自由主义;孤立主义;霸权主义

内容摘要:

关键词:美国价值观;自由主义;孤立主义;霸权主义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李辽宁,法学博士,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研究员。

  内容提要:国家价值观是以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观念体系,它渗透在国家的制度体系和行为体系之中。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家价值观。美国的国家价值观即美国价值观的形成大致包括三个时期,即形成期、发展期和扩张期。从内涵上看,美国价值观以自由主义为核心,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领域的政策与制度中。美国在其国家发展历程中,逐步从孤立主义走向干涉主义和全球霸权主义。美国曾对世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些作用正在被其霸权主义所抵消。反思美国价值观及其影响,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关 键 词:美国价值观;自由主义;孤立主义;霸权主义

  标题注释: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研究”(项目批准号:17AKS021)、2019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SQ2019-MY04)的阶段性成果。

  不同的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国家价值观,这种国家价值观对于国家政策和行为具有巨大影响,也深深影响着人类历史。国家越是强大,这种影响力越大,也越持久。正因如此,研究国家价值观及其影响就成为必要。本文以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为研究对象,试图考察美国价值观及其演变轨迹与影响,并分析其对我国价值观建设的启示。

  一、美国价值观的形成与演变

  美国的国家价值观即美国价值观,是美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秉持的核心价值观及其在国家政策制度和国家行为中彰显出来的价值理念的总和。考察美国价值观,需要深入美国的发展史。本文以重要文献和重大历史事件为依据,具体分析美国价值观的形成和演变历程。

  1.美国价值观的形成期(1620-1787年

  美国价值观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7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从一部分自欧洲抵达美洲的清教徒们签订的《五月花号公约》开始,到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结束。我们将从三个重要文献入手进行考察。

  第一,美国价值观的“史前孕育”:《五月花号公约》(1620年11月11日)。之所以选择《五月花号公约》作为研究美国价值观的起点,主要是该公约代表了美国在独立前最早的“价值观”文本,此后的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一文本的展开、深化和规范化。《五月花号公约》中提出:“我们,下面的签名者,相互庄严地在上帝和彼此的面前立约组织公民团体……我们将拟制并订立最合乎和最有利于殖民地福利的公正而平等的法律、法令、规章、条例及官职。”[3]

  该公约的字数虽然不多,但是蕴含着几个重要的关键词:上帝、公民、公正、平等、法律,等等。这些关键词勾勒出美国立国的基本价值原则,也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自由主义和新教伦理,其中也包含着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广为传播的契约精神。可以说,自由主义和新教伦理构成了美国价值观的基因。

  第二,美国价值观的“观念形态”:《独立宣言》(1776年7月4日)。美国在获得国家独立以后,亟须向民众明晰表达国家的理念和价值观,以便更好地凝聚民心,使国家迅速进入稳步发展的轨道,《独立宣言》承担着这一使命。《独立宣言》呼吁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4]

  这一段文字阐述了美国价值观的观念形态——自由主义。这一价值观与洛克的自由主义精神高度契合。在洛克看来:“为了正确理解政治权利并追溯其起源,我们必须考察人类原来处于什么样的自然状态。那是一种完美的自由状态,人们在自然法范围之内,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采取行动,处理自己的财产和人身,而不必听命于别人或仰赖于任何人的意志。”[5]9“人们在加入社会时,尽管他们放弃了在自然状态中享有的平等、自由和执行权,将它们交给了社会,由立法机关根据社会利益的需要予以处理,但这只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每个人自身及其自由和财产;社会权力或他们建立的立法机关的权力永远不能超出公共利益的范畴。”[5]114为了避免权力过于集中,洛克强调“如果是同一批人既有制定法律的权力,手中又有执行这些法律的权力,这会对人性的弱点构成极大的诱惑,使他们攫取权力,从而他们会使自己免于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并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相一致,这样他们就逐渐享有了与共同体其他成员不同的特殊利益,而这是与社会和政府目的相违背的”[5]131,“当民众发现立法机关的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违背时,民众仍然享有撤销或变更立法机关的最高权力”[5]137。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对于自由、平等、人权的渴望和对于政府权力的警惕。

  第三,美国价值观的“制度表达”:《美利坚合众国宪法》(1787年9月17日)。作为意识形态核心层次的国家价值观,只有通过制度和政策体现出来,方能转化为硬性的约束力。《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简称《美国宪法》,是美国的根本大法,集中体现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该宪法在费城召开的美国制宪会议上获得代表的批准,并在此后不久被当时美国的13个州的特别会议批准。根据这部宪法,美国成为一个由各自拥有主权的州所组成的联邦国家,同时拥有一个联邦政府来为联邦的运作服务。《美国宪法》制定的目的有两个——限制政府的权力和保障人民的自由。这是美国国家价值观的法制化确认,它以宪法的方式确认了自由主义国体和政体:三权分立、联邦体制、宪法至上、人人平等。这也从制度上确证了美国国家价值观,为美国国家价值观的发展提供了牢固的法制保障。

  《美国宪法》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成文宪法之一。此后,许多国家以美国宪法为范本而制定本国宪法,例如1791年制定的波兰“五三宪法”。法国大革命也受到了《美国宪法》的极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通过对日本的占领和对制定宪法的指导,对《日本国宪法》也产生了明显影响。需要强调的是,美国宪法修正案是美国宪法的重要补充,截至1992年,美国共颁发了27条宪法修正案,这些修正案体现了美国法律的时代性。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与其他国家的重大不同在于,它刚刚建国时的社会生产力就在于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中处于比较先进的水平,即使是在殖民时期,北美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都是相对较高的。人们谈起“美国梦”时,往往谈起《五月花号公约》和新英格兰清教徒们的“奋斗史”,似乎美国的历史正如《五月花号公约》留给人们的印象那样美好。实际上,美国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始终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其中尤为典型的是对印第安人的种族屠杀和对非洲黑奴的贩卖。据记载,1703年,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获赏40镑;1720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当地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一百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五十镑!”[6]这些血腥的历史往往被人刻意忘记了,“美国梦”也早已被各种美好的意识形态话语重新包装。

  2.美国价值观的发展期(1787-1945年)

  国家价值观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并非一成不变。美国价值观就是如此。美国建国以后,其价值观中的自由主义基因一直围绕着其国家利益而摇摆不定,在对外交往的实践中表现为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二者在美国国家发展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一,门罗主义(1823年):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的双重意蕴。选择门罗主义作为这一阶段的起点,是因为正是从这个时候起,美国开始关注如何处理与美国以外的世界的关系。1823年12月2日,美国第5任总统詹姆斯·门罗在致国会咨文中宣称:美国将不干涉欧洲列强的内部事务或它们之间的战争;美国承认并且不干涉欧洲列强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保护国;欧洲列强不得再在南北美洲开拓殖民地;欧洲任何列强控制或压迫南北美洲国家的任何企图都将被视为对美国的敌对行为。[7]他还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

  门罗主义带有明显的孤立主义的特征,但同时蕴含着霸权主义的基因。一方面,美国通过门罗主义,不愿意参与其他地区的事务;另一方面,美国也不愿意他国染指美洲(这为其后来在美洲的霸权奠定了基础)。表面上看,门罗主义起到了防止已独立的拉美国家再次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的作用——从客观结果来看也是如此;但是实际上,这是在宣布拉丁美洲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不允许他者涉足。因此,门罗主义是美国在对外政策上的重大调整,也是其对外扩张政策的基础。它意味着美国自建国以后所奉行的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再局限于国内社会治理,而是延伸到国家的对外政策,其国家价值观演变为:为了追求自由,有必要拓展国家的生存空间和势力范围。美国所奉行的自由主义总体上服从于国家利益的需要,这构成了美国价值观发展的基调。

  第二,黑船事件(1853年):美国价值观的“远东试验”。黑船事件是美国最早把触角伸向美洲以外并谋求国家扩张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舰队进入江户(今东京)岸的浦贺,把美国总统写给日本天皇的信交给了德川幕府,要求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贸易。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又名《神奈川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除长崎之外的下田和箱馆(函馆)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

  美国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基础,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法,迫使日本打开了国门(亦称“黑船开国”)。这一事件的实质是美国价值观在远东的一次试验,其影响非常深远,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德川幕府成为日本社会讨伐的目标。这也直接导致日本国内改革派的崛起,最终导致明治维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此后与中国发生的战争,深刻改变了东亚的格局,甚至影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这个意义上讲,黑船事件对亚洲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美西战争与门户开放原则(1899年):美国价值观在全球的局部扩张。19世纪末,美国在经济实力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头羊,为攫取更大的国家利益,美国开始“靠实力说话”,不惜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发动战争。美西战争(1898年4月—1898年8月)是美国发动的第一次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1898年4月,古巴30年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美国借口本国“缅因号”战舰在哈瓦那港爆炸,向西班牙宣战,进攻西班牙殖民地。美国利用海军优势,在菲律宾的马尼拉海湾消灭了西班牙舰队。最后西班牙战败求和,与美国签订《巴黎和约》。《巴黎和约》规定,西班牙将菲律宾、关岛和波多黎各让给美国,美国付给西班牙2000万美元作为“补偿”,古巴形式上宣布独立,实际上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这次战争使美国夺取了大量殖民地,并强化了美国向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1899年,美国政府先后向英、俄等6国政府提出在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贸易机会均等的照会,即美国在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和已经获得的特权前提下,要求“利益均沾”,其主要内容有:对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加干涉;各国货物一律按照中国政府现行税率5%征收关税;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各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对他国船只、货物等不得征收高于本国的费用。

  门户开放原则与门罗主义遥相呼应,其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维护美国的扩张利益。门罗主义只是意味着美国不插手欧洲事务,但并不意味着美国不插手其他地区事务。实际上,门户开放原则的提出,是美国为了防止出现西方列强中的任何一方“独霸”中国的现象,而绝不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门户开放原则把美国的远东霸权战略隐藏在冠冕堂皇的国际道义旗号之下。通过门户开放,美国逐步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中国,为其后在亚洲的扩张打下了基础。时至今日,门户开放依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则(如美国所声称的“南海自由航行”)。

  第四,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价值观的“稳中求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虽然在综合国力上已经成为“世界老大”,但还没有获得与其国力相匹配的国际声誉。正是两次世界大战,让美国不仅在实力上而且在国际声誉上真正成为“世界老大”。事实上,美国并不急于把“世界老大”的帽子戴在头上,而是在价值观层面保持“稳中求进”的策略,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态度基本相同:战争前期采取的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与交战双方同时做生意;随着战争的扩大化,其国家利益受到影响,最后被迫加入其中一方。1914年9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呼吁国民:“从思想到行动都应该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8]。芝加哥一家报纸甚至感谢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此时,美国国内可以说是孤立主义盛行。

  不过在贸易方面,美国与协约国的贸易量要大过与同盟国的贸易量。到1917年4月美国参战前,美国华尔街的银行给予协约国的现金贷款达到20亿美元,但是给予德国的贷款只有2700万美元。紧密的经济联系也是美国加入战争的重要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美国于1939年通过了新的《中立法》,但很快于1941年3月通过了《租借法案》,向盟国提供物资。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终于直接参战。至1944年,通过《租借法案》接受物资的包括各英联邦国家、苏联、自由法国、中国等38个国家,总值达500亿美元。

  3.美国价值观的扩张期(1945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迅速成为世界上的超强国家,并与苏联形成两极对立格局。经过40余年的冷战,美国终于在美苏争霸中赢得了胜利,美国价值观得以充分彰显。但是与此同时,美国价值观遭遇新的挑战。这一挑战是来自外部世界还是来自美国价值观自身,是值得反思的。

  第一,冷战时期:在美苏争霸中坚守美国价值观。两次世界大战不仅使资本主义阵营内部格局发生了重组,也催生了美国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的战略对手——苏联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使得美国国家价值观面临新的挑战。于是,“热战”还没完全结束,冷战就悄然开启了。冷战期间,美苏在各个领域展开竞争。其中,美国特别重视文化和价值观领域的竞争。对于文化和价值观的重视可以看作对美国价值观的坚守。美国学者罗伯逊写道:“美利坚民族今天常常被看成一个大写的个人。个人的品质、美德和理想归属于国家。美国人仍然讲着美利坚民族的故事,仍然相信美利坚国家的团结、伟大目标和最终命运。这些故事的主题常常是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常常是体现了民族主义和自由理想的战争。……在美国神话中,战争表现了这样的信念:只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心甘情愿地为所向往的目标贡献自己的一切人力和物力,美国人就能做到想做的一切,能够缔造诸多国家或重建诸多社会,能够加速进步,给世界带去自由和民主。”[9]这是美国人自己的逻辑。

  第二,东欧剧变之后:美国价值观的世界霸权。东欧剧变以后,美苏争霸格局被打破,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拥有名副其实的世界霸权。这种霸权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军事上、文化上。在没有强大竞争对手的背景下,美国依靠“一超”地位,更多的是通过“硬权力”而不是“软权力”来解决国际争端。据统计,自1990年至1999年,美国对外军事干涉达56次,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1995年的“波黑维和行动”、1998年的“沙漠之狐行动”、1999年对南联盟长达两个多月的空中打击等。[10]此外,还有2003年推翻萨达姆政府并攫取石油资源的伊拉克之战、推翻利比亚总统卡扎菲以及旨在推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战争(这一行动由于俄罗斯的介入才未能得逞)。可以看出,自“9·11”以后,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更加追求绝对安全。无论是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还是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美国都显得十分焦躁。因此,在中国东海、中国南海、东北亚等地区不断针对中国编织封锁网。这也是美国价值观的自然延伸。

  第三,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价值观秉持“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唐纳德·特朗普执政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价值观在实践层面的必然结果。自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以来,其施政风格已逐步为世人所了解,总体上与其在竞选时的口号是一致的,即“美国优先”。他的执政理念和基本思路体现在其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和采取的行动中: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在就职当天宣布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退出;1月25日,特朗普签署两道行政令,要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1月27日,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名为“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的行政命令;6月1日,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7月5日,特朗普下令废除“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DACA计划);9月28日,特朗普宣布美国2018年财年拟接收难民4.5万人,为1975年以来最低;10月12日,美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将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月6日,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以上还远不是特朗普政策的全部,但从中已经可以看出其政策的价值取向。特朗普的确是在兑现其在竞选期间承诺的“美国优先”的口号。“美国优先”包含着几个相互关联的观点:一是“美国优先”是衡量一切政策是否必要的标准,此外没有别的标准;二是对现行的国际协定,只要是认定美国在其中“吃亏”了的,都必须退出,无论该协定多么重要;三是对于美国的国内政策,也要按照是否符合“美国优先”的标准来决定是否有必要废除或者重新制定。以“美国优先”标准来衡量国际和国内政策,特朗普的政策逻辑可谓“一脉相承”。从实际效果来看,特朗普的政策常常引起多方面的质疑和批评。但是特朗普显然并不太在意这些,这倒符合其“敢于冒险”的个性和“重商好利”的做派。

  纵观美国历史,可以看到其中蕴含着美国的信条,即深信“国家的伟大有赖于为自由而创造安全的世界”[11]。由此可以将美国价值观的特征归纳为:以自由主义和新教伦理为核心价值观并渗透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领域,从“美国至上”的根本原则出发,逐步从孤立主义走向干涉主义和全球霸权主义。

  二、美国价值观对世界的影响

  从长时段来考察,美国价值观对于世界的影响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大致说来,美国国家价值观对于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美国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建立起一套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政治理论体系和权力运行体系,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建构和权力运作提供了参照,也为美国对外干涉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政治体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法国的以共和制为基础的总统制、德国的总理制、日本的天皇(首相)制、美国的两党总统制,还有其他国家的政治体制。这些政治体制体现了资本主义与各国具体历史文化相契合的特点。美国以其一贯标榜的“自由”“民主”等理念对外传播美国价值观,这些价值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众多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冷战期间美国价值观的广泛传播对于苏联意识形态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时至今日,在美国对外行使干涉主义过程中,“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观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武器。其中,“自由”是核心,“民主”是手段,“民主”为“自由”服务。正如有学者所说:“如果美国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为其霸权行为提供了思想基础的话,民主则为其霸权行为提供了制度基础,使美国人在国家的旗号下团结对外。”[12]在此,我们要认清美国价值观及其国际道义原则的虚假性。在美国看来,无论怎样的价值观,只有在与美国国家利益相一致的时候才会得到遵守。

  第二,美国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出发,构建了一系列国际规则,这曾经对维护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美国话语霸权常常成为美国打压其他国家的工具。

  目前,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全球性国际组织大多是由美国主导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也有些区域性的国际组织由美国所主导,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些组织有的对于促进世界的和平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这些国际组织仍然是世界各国处理各种矛盾与问题的重要平台。问题在于,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倚靠其超级大国地位,常常凌驾于国际组织之上。比如,2003年,美国绕开联合国对伊拉克发动了战争,法国、德国、俄罗斯坚决反对使用武力,中国主张通过联合国途径和平解决,阿拉伯世界也坚决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但都无济于事。事实证明,美国的单边行动给中东国家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将会给中东地区带来更多的矛盾与冲突。

  第三,美国依靠强大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带动了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美国至上”“美国例外”的心态和行为严重损害他国利益,这在客观上不利于世界和平发展。

  美国在建国时就处于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阶段,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以及在其基础上建立的自由主义价值观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相上下,这也是美国人常常引以为豪的优良“国家基因”。从工业化水平来看,美国在1900年就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科技发展更是突飞猛进,其超强的创新能力更是助推了美国的领先地位。其中尤为突出的是1993年美国对于“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与推动。但是,美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使命观深深影响了美国人对自己或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与态度。美国政府正是打着实现这种使命的幌子,对其他国家进行干涉。比如,“棱镜门”事件折射出美国单边垄断互联网资源带来的弊端,也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形象。

  第四,美国发达的文化产业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产品,同时也传播着美国价值观。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对外行使霸权的武器之一,影响到世界的和谐与稳定。

  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名誉教授、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提出“软权力”与“硬权力”概念以后,很多国家政要和学者对此予以了高度关注,学界对“文化软权力”“文化软实力”的研究日益深入。这使得人们更加关注美国的文化权力及其影响。人们发现,美国按照自己的逻辑来塑造世界秩序,并通过不同的手段加强对这种秩序的控制,而文化正成为美国对外行使霸权的重要手段之一。例如,20世纪90年代的电视《泰坦尼克号》在催人泪下的同时也赚取了大量美元,更是赢得了无数青年人对于美国价值观的认同和信仰。在《超人》《蜘蛛侠》等美国大片中,人们常常看到美国被打造成为“世界拯救者”的角色,其中塑造的美国“世界领导者”形象不言自明。许多年轻人在观看美国大片以后,以为美国的现实就如美国大片那样“美好”,心中充满了对于美国的种种神往,有人甚至在网络上留言“美国是人类的希望”“美国是人类的灯塔”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们受到了美国电影的影响,从而内心充满了对美国的盲目崇拜,这类现象值得高度重视。美国在世界各地策划的“颜色革命”,正是以年轻人作为主要的渗透对象。

  第五,美国倚靠其强大的军事实力“维护”着世界秩序,但是其双重标准、多重标准和霸权主义饱受批评,美国对世界的积极影响正在被其不当行为抵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军事布控几乎遍及全球,它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军事基地曾达5000多个(其中近半数在海外)。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以及驻在国人民的反对,美国虽然减少了军事基地的数量,但其规模依然庞大。这些基地是美国“维护”世界秩序的重要支点。

  问题在于,为了维护所谓的“自由”和世界秩序,美国意欲发展强大的军力以消灭威胁因素,但这反过来激起了更多反对力量,从而给世界带来更多不安全因素。事实证明,美国追求自身绝对安全的想法和以暴制暴的做法,不仅没有给自身带来真正的安全,而且给国际社会带来了灾难。2016年10月,中央电视台“重访利比亚”采访组在利比亚进行了为期1周的采访。受访者表示,现在的叙利亚并不比5年前的更好。[13]而在接收叙利亚难民方面,美国的所作所为也饱受批评。据联合国统计,截至2015年9月,叙利亚的逃难人数已经超过400万人,其中大部分人前往土耳其、黎巴嫩等周边国家,美国只接纳了其中约1500人。[14]显然,美国在承担国际责任方面与国际社会的预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三、几点启示

  1.美国曾经对世界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但“美国优先”逻辑蕴藏着深重的危机

  各国拥有各自的价值观,没有哪个国家能将自身的价值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样板。不同的国家价值观之间,既有交叉与合作的机遇,也有矛盾与冲突的风险。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曾经是现有世界秩序的构建者和维护者,但现在已经成为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和国际危机的始作俑者。从美国价值观来看,就其根本而言是为了本国自由而无视他国自由。美国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世界秩序,但是这个秩序本身更多的是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不利于新兴国家。上述理念和做法对世界和平起到的更多的是负面作用。正如一位美国社会学家所指出的:“一个美国人终其一生而追求某种安全感,而他对个人主义的不可割舍又使这种安全感可望而不可即。美国民族就像美国个人一样,在物质、社会和道德方面都作出自我破坏来追求某种安全感,但却永远无法获得它,因为美国不是试图通过平等与合作来赢得安全,而是试图获取优势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许多地区。”[15]

  分析“美国优先”逻辑的后果与影响,需要把握两个视角:一是国家利益,二是国际责任。从国家利益来看,美国以本国利益作为政策的出发点,这似乎无可非议,每个国家都会这样。从国际责任来看,每个国家都应该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所以从国际责任的视角来考察,不难发现“美国优先”逻辑存在道义上的重大缺陷,势必会带来严重后果。按道理,美国应该高唱“美国使命”或者“美国责任”才是,也就是说,美国应该考虑如何为世界发展作出贡献,而不是逃避美国应尽的责任。更为糟糕的是,基于“美国优先”逻辑,还能推演出“白人优先”“白人至上”“基督文明至上”,等等,类似的种族歧视思潮已经在美国国内出现了。

  在实践上,“美国优先”也会助长霸权主义。在处理国际矛盾和地区纠纷时,美国完全可能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到处行使霸权主义——按照“美国优先”的逻辑,只要是与美国扩张的国家利益不符,美国就可以轻易地给对方安上一个“不民主”或者“支持恐怖主义”的名号而出面干预。于是,霸权主义就被包装起来。不仅如此,“美国优先”逻辑还会产生恶劣的示范效应:既然美国可以“美国优先”,那么其他国家都可以仿效,于是就会出现“日本优先”“俄罗斯优先”“欧洲优先”等想法和做法。这是因为,一个原本有能力领导世界的国家放弃其“道义高地”而选择了“市侩利益”,整个世界的制度规则都将会受到伤害(比如,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将会严重削弱全球气候治理的效果,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将给世界和平带来灾难性影响),进而影响国际道义。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优先”论可以休矣。

  未来的世界不可能总是美国一家独大,美国一手遮天的做法既不符合世界的利益,也不一定有利于美国自身安全。事实上,面对不断发展的世界形势和国际问题,美国越来越力不从心。更多国家发挥作用,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以及众多国际性组织发挥作用,成为未来全球治理的必由之路。2016年11月16日,习近平在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坚持以人类共同福祉为根本,坚持网络主权理念,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推动网络空间实现平等尊重、创新发展、开放共享、安全有序的目标。”[16]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总部发表讲话时指出:“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17]这些理念应该成为世界各国推动全球治理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

  2.任何价值观都需要在实践中得到体现,高势位的价值观还需要高尚的实现方式

  在美国价值观的演变历程中,可以看到“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等逐步成为美国价值观的主要内容,这些价值观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宝贵精神财富。但是这些价值观本身需要在实践中得到体现,从而彰显其价值导向作用。比如,民主既是价值性目标,也是工具性目标。作为一种价值性目标,民主意味着对民众权利的尊重和维护;作为一种工具性目标,民主是民众追求自身权利的程序和手段。我们不能只看民主的形式,更要看民主的实质及其在实践中的体现。毫无疑问,各国的历史传统和发展水平不同,导致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的民众对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认知和认同程度都不同,这些价值观实现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包括美国价值观在内的任何国家价值观都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历史性和民族性,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对于那些把西方价值观特别是美国价值观标榜为“普世价值”的做法都应该给予高度的警惕和坚决的批判。

  托克维尔的经典名著《美国的民主》曾经把美国的民主运作看作国家政权运行的典范。但是,面对美国总统选举过程中民众的反感,美式民主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公平参选的虚伪性、计票制度的局限性、选举过程的腐败性、竞争手段的荒诞性,都呈现美国民主政治的劣根性。早在1870年,马克·吐温就在小说《竞选州长》中揭开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光鲜外衣,对其劣根性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选民对于希拉里和特朗普两位候选人的排斥,折射出美式民主的尴尬。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需要从美式民主的理论预设中进行检讨和追问。事实上,美式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参选人能否获胜几乎取决于财富的多寡或垄断集团支持的力度,其实质是金钱的投票权。因此,“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各国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然而,美国对自身民主政治的缺陷不加以反思和改进,还在不遗余力地向其他国家兜售,这种荒唐逻辑背后的险恶用心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3.国际话语权的获得要依靠国家实力,更要依靠国际道义

  当今世界,话语权之争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的重要内容。2015年10月5日,美国、日本和其他10个泛太平洋国家在亚特兰大召开的部长会议上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达成基本协议后,奥巴马声称,美方不能让中国等国写下全球经济规则,美国应该制定这些规则。[18]特朗普当选后虽然放弃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是奥巴马所宣扬的理念——“世界规则只能由美国来书写,绝不能由中国来书写”“未来一百年仍然只能由美国来领导”——仍然存在,即使是特朗普,其竞选口号也是“让美国再次强大”。

  从根本上讲,国际规则的制定是基于国家实力对比与权力博弈的,但是国际道义不可或缺。在美国国家价值观演进的历程中可以看到,美国经历了一个从“规则遵守者”向“规则制定者”角色的转变,其中的关键是国家实力。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国家实力的增长、国际话语权的获得与国际发展大趋势大致是同一个过程,美国现在正凭借其超强的国家实力破坏国际规则。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来说,要获得国际话语权,一方面要继续加强自身的综合国力,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强大的物质支持(硬权力);另一方面要符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占据国际道义的制高点(软权力),在遵守国际道义的基础上逐步提升国际话语权。

  4.认清资本主义的本质和时代性特征,牢固树立“四个自信”

  美国价值观是资本主义逻辑的缩影。透过美国价值观及其发展演变,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和时代性特征。认清资本主义的本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国价值观的实质,认清其现在和未来。当前,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世界仍然处在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现在的美国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霸主,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其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认清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言论和各种“退群”行为,也更能理解为什么西方国家总是喜欢炒作“中国威胁论”:一方面,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和政治体制不同,拥有近14亿人口的中国不在基督教文化圈内,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预设,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是要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的,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自然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极大威胁”;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喜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按照其“逢强必霸”的逻辑,无论中国走什么道路,只要中国强大了,必然也会走扩张与霸权之路,从而打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美梦。这或许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最大的担心。实力是国家话语权的最重要的依据。列宁曾在论述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瓜分势力范围、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瓜分者的实力,也就是以整个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外,不可能设想有其他的根据。”[19]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警示我们:要想避免被帝国主义入侵,就必须让自己强大起来。这一点对于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中国来讲,具有十分重大而深刻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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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记者手记:重访利比亚这一周[EB/OL].(2016-10-23)[2019-10-11].http://tv.cctv.com/2016/10/23/VIDEG8i72C5kWG9nl9Ho9KEE161023.shtml.

  [14]美国民众批白宫“做得太少”[EB/OL].(2015-09-08)[2019-10-11].http://news.sina.com.cn/w/2015-09-08/doc-ifxhqhuf8190693.shtml.

  [15]COMMAGER H S.“Forward”to Francis L.K.Hsu,Americans and Chinese:passage to differences[M].Honolulu: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81:xvii-xviii.

  [16]习近平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通过视频发表讲话 强调集思广益增进共识加强合作 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类[N].人民日报,2016-11-17(1).

  [17]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7-01-20(2).

  [18]TPP谈判获实质性突破12个谈判国同意自由贸易等[EB/OL].(2015-10-06)[2019-10-11].https://news.china.com/international/1000/20151006/205113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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