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意大利电影、文学领域出现的流派。新现实主义是抵抗运动的产物，反映了这一运动的理想和要求。一群经过反法西斯斗争洗礼的进步作家、艺术家组合在一起，以争取社会进步、民主、平等为思想旗帜，以忠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实和面临的现实为艺术纲领。

　　新现实主义最早出现于电影创作。优秀影片《罗马，不设防的城市》（R.罗西利尼）、《偷自行车的人》（V.德·西卡，1948）、《警察与小偷》（M.莫尼切利）和著名电影剧作家扎瓦蒂尼的理论，曾对新现实主义文学产生积极的影响。后来，不少新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获得成就，相继被搬上银幕，又促进了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发展。

　　新现实主义文学从诞生到衰退，前后持续了十余年。它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抵抗运动和南方问题，像一根红线贯串在早期新现实主义文学中。作家们以经历墨索里尼统治的“黑暗的二十年”或参加反法西斯斗争的亲身体验，热情地描写意大利人民反对法西斯和德国纳粹侵略者的可歌可泣的斗争（A.维加诺《安妮丝之死》，1949）；对法西斯残害善良人民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予以揭发和鞭挞（P.莱维《如果这是人》，1947）；以巨大的现实主义力量，暴露意大利南方惊人的贫困、落后(C.莱维《基督停留在埃博利》，1945)；反映南方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和他们政治上的觉悟（F.约维内《神圣的土地》，1950；G.贝尔托《满天红》，1947；《强盗》，1951）。

　　新现实主义作家成功地塑造了现代意大利文学史上新的主人公——反法西斯战士、游击队员、夺取土地的暴动者，描绘他们的生活与劳动、苦难与战斗，揭示这些新人的优秀精神品质。作品的形式大体上有特写、回忆录、以真人真事为基础或带有自传体色彩的长篇小说，真挚、朴实，闪耀着民主精神，生活气息浓郁。这是对墨索里尼专制下美化现实、歌功颂德的法西斯文学的否定，又同回避现实或单纯追求形式、着重写内心世界的作品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使意大利文学重新回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来，并使之具有新的特征，所以称作新现实主义。但另一方面，早期新现实主义作品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陷。作家们不能正确、深刻理解自己描绘的事实，缺乏对事实本身的艺术概括和揭示。他们尖锐地提出了问题，但挖掘不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更不清楚解决问题的办法，因而常常流露出小资产阶级意识和哀伤情调。

　　20世纪50年代，抵抗运动的风暴已经过去，人民所渴望的、流血奋斗以争取的自由、民主、进步的社会成为“画饼”，在他们面前展现的是一幅被贫穷、饥饿、失业、社会不平等、土地问题所困扰的残酷的现实图景。大部分新现实主义作家把笔锋转向描绘普通人平凡、辛酸的生活，暴露社会的阴暗面。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雷亚的短篇小说集《耶稣，给我光明》（1950）和《库梅奥的遭遇》(1955)，奥尔泰泽的《海水洗不净那不勒斯》(1953)，C.卡索拉的《伐木集》(1953)，斯科泰拉罗的特写集《南方的农民》(1953)，C.莱维的《语言就是石头》(1955)，蒙泰拉的长篇小说《地产管理局失火》(1956)，帕伦博的长篇小说《税务吏》(1957)等。

　　这些作品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人道主义思想和写真实的创作原则。新现实主义者满怀诚挚的爱怜，描写善良而软弱的小人物，如失业者、流浪汉、贫苦农民、公务员，他们为了获得一块面包、一片土地而同命运搏斗，但都以失败告终，美好的追求都成泡影。作家们为小人物的遭遇发出愤怒的呼喊和抗议。这些洋溢着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广大劳苦群众同严峻现实的深刻冲突和对立，揭露了整个社会民不聊生、危机四伏的阴暗情境。

　　在艺术上，新现实主义作家视真实性为艺术的生命，要求按照本来面貌、不加任何粉饰地描摹周围的现实，精确地再现普通人平凡的、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使作品具有“纪事性”和“文献性”的特点。他们常常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手法，直抒人物的内心感受，把作者、读者同人物的思想、情感互相沟通，使作品成为“抒情性文献”。新现实主义者还重视细节的真实描写，作品中大量采用方言、俚语和人民的口头语言，以突出其真实性和乡土气息。

　　新现实主义继承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真实主义文学的传统，开创了战后意大利文学的新生面。不止一代作家受到它的影响。当代许多著名作家，如A.莫拉维亚、V.普拉托利尼、E.维多里尼、I.卡尔维诺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都同新现实主义相联系。但是，这一流派的作家没有能够站在时代的思想高度来观察和描绘现实。他们寄予满腔同情的小人物，大多是饮恨吞声、消极的受难者，而不是积极的行动者和历史舞台的主人公。对平凡的生活和细节的真实记叙，虽然表明他们所描写的社会悲剧的普遍性，但往往流于自然主义，拖沓、烦琐或者陷于对人物内心的孤寂、痛苦的心理状态的刻画，忽略事物的本质，把重大的历史事件摒弃于视野之外。作品的格调往往低沉、悲观。因此，新现实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是软弱的、有限度的。

　　从50年代中期开始，意大利垄断资本主义获得较高速度的发展，出现了所谓的“经济奇迹”。在新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形势下，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新现实主义队伍明显分化，创作日益衰落。许多作家因抵抗运动的理想破灭而动摇、苦闷，把失望、痛苦的情绪注入了作品。卡索拉的《战后的婚礼》(1957)，叙述3个游击队员战后无法在社会中安身立命的遭遇，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雷亚等人的作品里，迷惘、惆怅的情调更加浓重。帕佐里尼的《生命之子》（1955）、《暴烈的生命》（1959）描写流氓无产者的漂泊生涯，在揭露社会的丑恶、污秽的同时，渲染人物本能的、下意识的行为。新现实主义失去了它原有的生活气息和民主精神，陷入不可解脱的危机，从而在50年代后期趋于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