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章写作理论。“义法”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说的是孔子著《春秋》的褒贬原则和为文特点。宋代欧阳修对史传文学提出了“事信言文”（《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的原则，“事信”是史的要求，即不虚美，不隐恶；“言文”是文学要求。前者成为后来“义法”说中“义”的先声，后者成为“法”的先声。与欧阳修同时的曾巩也有类似的见解。

　　清代桐城派始祖方苞大力提倡“义法”，“义法”遂成为这一派论文的共同见解。他对义法的解释是：“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义”就是文章的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法”就是文章的写作方法和技巧，“法”必须随“义”的变化而变化。他认为“义法”根源于典籍，而以《左传》、《史记》“义法最精”，并在唐宋八大家那里得到继承。

　　方苞所说“义法”的具体标准是“清真古雅”，这与清朝统治者所提倡的程朱理学关系密切，直接从乾隆对文章的“清真雅正”的圣谕而来。“清真”是对“义”的要求，要合乎理学的思想原则；“古雅”是对“法”的要求，文辞必须切合文意，并且要取材于三代两汉之书。“义法”对作者的道德学识修养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方苞在《进四书文选表》中说：“古之作者，其气格风规，莫不与其人之性质相类。”也就是说人品与文品必须统一。在《答沈谦居书》中，他提出古文与诗赋的不同，在于古文的写作要求“其材”、“其学”与“其人”三者统一，而“其人”又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方苞对作者道德仁义修养的重视，是与韩愈等古文家的文论思想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