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旭

　　我小时候,国家还处在困难时期,村里还有很多成年人没有脱盲。那时,上级下达了扫盲任务,村里决定把我家东面生产队的三间粉坊改成扫盲班的教室。

　　几个社员和些泥巴,把旧墙壁重新泥了一遍。他们在西山墙正中位置抹了一片白石灰,上面再刷些锅底灰做黑板。黑板前方垒个高石台当讲台。下面成排地垒了几十个石垛子,上面铺上光滑的石板当课桌。没有凳子也好办,上课时让学生自带。

　　白天,大人要下地劳动,上课大都在晚上进行。母亲目不识丁,自然也成了扫盲班的一名学生。吃过晚饭,母亲拿着扫盲课本、练习本、铅笔,拎上凳子就往外走。四五岁光景的我看见了,连忙对她说:“娘,我也要去学文化。”母亲说:“学文化好啊!不过,在课堂上要认真听讲,不准调皮捣乱。”我说:“好吧。”于是我也带上练习本、铅笔、凳子,跟在母亲的后面,有模有样地上夜校去了。

　　来这里上课的大都是已婚女性。我跟母亲来扫盲班学习时,已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用的教材是一本《农村扫盲识字课本》,封面为黄色。课本前半部分的内容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扉页上是一段毛主席语录,里面有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等篇目；后半部分的内容比较实用,有农作物、蔬菜、农具的名称等。

　　来授课的中年男子是本村小学的民办教师,身材魁伟,鼻梁上架着副近视眼镜。他是我的本家,我叫他大伯。他读课文时拖着长腔,学生们也会拖着长腔跟着念,很有趣。大伯看见有些学生不专心听讲了,往往会讲一段幽默故事或笑话,逗得大家前仰后合,精力一下子又集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