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清以来，大众对于国史最熟悉的段落，大概是“三国”；最津津乐道的历史故事，可能是“桃园结义”“三顾茅庐”“赤壁大战”；最倾注爱憎情感的历史人物，大约为刘备、诸葛亮、曹操。这可以称之为“三国文化效应”，而引发此种效应主要得力于元末明初罗贯中所写的史传文学《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既不像《东周列国志》那样对史事作忠实的通俗铺陈，也不像《封神演义》那样恣意虚构，将殷周鼎革写成神话，而是“据正史，采小说”，讲述的基本史事和历史演变大势均“据实指陈，非属臆造”，但题材取舍、人物描写、故事演绎则广纳传说野史素材，并借助艺术虚构。在受众那里，《三国演义》经常被当作三国信史，故清代史家章学诚称《三国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至观者往往为之惑乱”。章学诚讲的观者“惑乱”，就是信史与史传文学两者间的矛盾性给读者带来的困惑。今日大量呈现的历史题材影视剧，也给人们提出同类问题，值得关注。

　　《三国演义》“七分实事”，依据的主要是西晋陈寿《三国志》及南朝裴松之《三国志注》。作为中国“正史”之一的《三国志》，是一部关于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三国志》叙事精炼，素称良史，然有叙事简略之短。南朝宋文帝时，史家裴松之奉旨为其作注，博引群籍140余种，注文多出《三国志》本文3倍。《三国志》和《三国志注》，大体提供了三国信史。罗贯中正是依据它们提供的基本历史架构，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倾注自己的社会人生感悟，创作出构思宏伟、颇具史诗品格的史传文学《三国演义》。

　　总观《三国演义》对魏、蜀、吴三个集团的描写，大体符合史事格局，反映了由汉而魏、由魏而晋的政权更替统系。可见作者重统而不违史，保持了对《三国志》的承袭关系，但人物形象刻画、细节描写多有虚构，以服务于拥刘贬曹的需要，突出斥奸颂仁、誉忠责篡的政治诉求，其艺术效果是强烈的。

　　一般认为《三国演义》“七实三虚”，而我认为尚未达到“七实”，凡精彩情节多属虚构。《三国演义》中关羽的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等壮举，或为移花接木，或为纯属创编。诸葛亮事迹，隆中对有史据，而其军事成就多转借他人，如草船借箭乃孙坚、孙权父子所为。总之，对于《三国演义》我们只能以文学作品欣赏之，从中获得某种历史感和充分的美学享受，切勿以信史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