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国

　　中国学刊之多与论文之多,早已跃居世界前列,大有领导致辞中倡导的学刊“产业化”气势,但大量是低水平的重复。

　　近年,每届上海书展都办学术出版论坛,今年论题是“中国人文社科期刊的发展之路”,主题词是“品牌·坚守·创新”。我也有幸躬逢其盛,聆听了领导致辞与嘉宾谠论。

　　中国学术刊物的模式是从西方引进的,“五四”以后渐为学术界与出版界认同。民国学刊,大致可分四类。一是同人刊物,包括改版前的《新青年》,还有《新潮》《学衡》《现代评论》《独立评论》等。二是学术共同体刊物,例如历史地理的《禹贡》与社会经济的《食货》等。三是科研机构与高校的刊物,例如《清华学报》《燕京学报》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四是出版社与报社的刊物,例如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时事新报》社的《学灯》、《努力周报》社的《读书杂志》等。

　　民国学刊大都采取“散养”方式,即便隶属体制的《史语所集刊》,也未见有行政性的学术规划与考核指标。这些学刊,对于体制,基本上处于散养的自由状态,各学刊间可以有争论,也可以有声援,但学术上都自立门户,在思想上也就各领风骚,经过历史的磨洗,许多刊物至今都是有定评的学术名刊。

　　1949年以后,学刊虽经历了体制的统合,但直到“文革”前,对学者及其论文的考评体系,并未造成严重影响。以陈寅恪为例,1949年后共发表14篇论文,仅2篇刊于《历史研究》,刊于大学学报的12篇,以他的地位(《历史研究》编委)与水平(史学大师),从未在乎过大学学报与《历史研究》的档次高低。凭借刊文的质量与学界的口碑,这一时期也还涌现了类似山东《文史哲》那样的名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