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的中西学差异，宏观言之，首在目的之差异，由之而生思维方式和学术方式之差异。中学以“知行合一”为归宿，旨在通古而用今，研究价值最终落实在文学创作，重在“我心”会“文心”，求文学之意趣，故多感性领悟，以直观抽象为思维方式；西学以认知为指归，追究文学的存在理由与存在方式，故多理性思维，重在提出种种关于文学的理论阐述。因此，中学的最高境界乃“游于艺”，西学则为一种科学化的“格致”。

　　正由于此，当“白话文运动”成功实现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古代文学”作为“旧体”，已不再是社会的通行样式，不再是文人群体的精神源泉。以往文学之“古代”与“当下”本质上一体化的现象消逝，“古代文学”成为现代人们的认知对象，科学的“对象化”认知模式，势必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因此，清末以来学者们对西学热情不减，就不仅是弱国思强所致，更由古代文学研究的自身需求决定。

　　这是事实，并不丢脸，也不必忧虑。但问题是：我们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其文学形式、文学内涵、文化品质和文化意趣，并不因为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技术手段的改变而改变。该忧虑的不是我们以现代思维去研究，而是把思维方法表面化，把研究手段当成了研究目的，急于用新理论和新术语将古代文学“现代化”，为自己的研究贴上新标签。例如，“接受学”曾是学人们热衷的“方法论”之一，但一些研究者只是把比如以往所说的“辛派词人”代换为“稼轩词的接受者”，或者把历代关于某作家的品评串联起来，将文学传承一般现象的描述称作某某“接受史”，不了解“接受学”的理论精髓是对文学接受机制的揭示。如此“研究”，在西方“接受学”面前倒是让人觉得有些丢脸的。

　　——摘自李昌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代化”的点滴思考》，原载于《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