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主办、中南民族大学承办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2014年会”于武汉召开。来自全国各地不同民族的专家学者100余人参会，共同探讨多民族的文学理论、文学史以及民间文学、文化遗产等问题。

　　从与会者的发言可以看到，话题几乎涵盖了文学学科的所有分支，比如文艺学、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等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跨学科特色表明了其敞开的、自由的文学特色，要将“文学”从之前趋于固化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提倡填平鸿沟、跨越边界，打破画地为牢、壁垒森严的“圈子化”弊端。正是 在这种持有不同学术路向的思想碰撞中，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体现出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

　　中国文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

　　如何应时代的要求发展出一种具有真正中国气象的理论形态，显然需要考虑中国悠久的多元文化传统和鲜活的文学现实生态。我们的“民族”和“民族文学”观念是后发的现代性产物，如果完全对西方的现代文学与民族观念亦步亦趋，就会造成自我主体性的迷失，应该在交往与对话中总结古今中外的思想资源。王佑夫通过对契丹、女真等民族流传下来的残缺文论，分析它们对儒家文论的功能价值、教化作用的广泛接受，比如超越个人、表达深邃远大之志的诉求，以歌解纷与诗可以群之间的传承关系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不同民族文论的理论形态是“大”同“小”异的。这种情形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交往中的你来我往、融合共生的文化状态。这种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其实提供了一种建立本土理论自信的基础。如果换个高屋建瓴的说法，即它折射的是中国文化的结构本身：“大一 统”传统中包容的形态各异的小传统。

　　这种大传统有古典中国留下来的“诗教”，也有近代西方文论的成果，比如刘为钦谈到的韦勒克的民族文学观，他的民族观念与中国本土的民族观念同中有异，却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译介西方话语的过程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对于“民族文学”的认知。而形形色色的中国小传统则是更为丰厚的、尚待开垦的富矿，像李锋阐述的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比如土家族先人的《田氏一家言》、丽江木氏土司的诗文序跋，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生动标本，借由这些标本，可以看到南方诸民族虽然有多元的文化背景，但依靠中央政权的政策推动，由被动到主动地进入中华文化的主流场域，并在精英和民间两个阶层都发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声音。这可以视为小传统对大传统的自觉不自觉的皈依，而更多的则是保留了自己文化独特性的存在。这些独特性体现在古今民族的各个层面，贾一心提到的藏族古典诗学的“生命”说，就认为文本本身也是活的，而不是像传统观念中认为的那样，文艺表现了生命的律动。而祁晓冰回溯哈萨克族文学现代转型的坐标原点，也区别于传统文学史的认知：当少数民族面对现代性冲击之时，出路在何方？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遭遇，在这种遭遇中，哈萨克现代文学的先驱之一——诗人唐加勒克直接越境去俄国留学。在创作上，他固然是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但他的一些思想与精神资源还是来自于俄苏。这就是小传统根据其自身的文化与地理条件自我 更新的活力所在，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才丰富了大传统内部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