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参加某著名历史人物题材的剧本研讨会，研讨会现场有国内资深编剧、知名电影报刊和杂志主编、知名高校电影电视系教授等电影界的专家学者，另外，还邀请到了一名相关历史专家“列席会议”。

　　研讨会按照议程逐步推进，每位电影界的专家学者都在安排好的10分钟内完成了规定动作：对影片的剧情冲突、人物设定、特效制作等提出了意见建议。然而，当主持人将时间交给那位历史学教授时，研讨会的气氛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教授开场的一句“我觉得这个剧本还很粗糙，对相关历史事实的把握颠三倒四”，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傻了眼。“他不懂‘剧情需要’吧？”身边的人忍不住嘀咕了一句。

　　接下来，这位“死较真”的历史教授引述了大量历史记录，甚至还有专门查阅的史料档案，历数了剧本的史实错讹和常识错误。这一过程，花费了大约20分钟，却没有一个人打断他，看得出来，大家都很尴尬。

　　究竟是“剧情需要”更重要，还是敬畏历史更可取？

　　眼前的一幕，不禁让笔者想到了近年来拍摄的大量古装历史剧和抗战剧，其中一部分为追求眼球效应、剧情冲突而歪曲甚至捏造史实，传达出了一种畸形的“历史”，塑造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史观。尤其是那些“抗日神剧”，几乎主导了观众的思考方式：说起鬼子就是“哟西哟西、八格牙路”，说起抗日英雄就是千里眼顺风耳、百步穿杨百发百中……在不少观众大呼过瘾、片方赚得盆满钵满之时，有人不禁调侃：鬼子不是败给了抗日英雄，而是败给了中国的影视剧市场。“嬉笑之怒，甚于裂眦”，玩笑之中的无奈和痛楚，让人甚感悲怆。

　　然而，当批评的矛头指向这些历史神剧时，有人却说，影视剧开头赫然标注着“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说好的“纯属虚构”，信以为真就是观众自己的不是了。这样的逻辑是荒谬的。作为面向全体公众播映的历史题材影视剧，有责任和义务尊重历史、规范内容、以正视听。否则，抛弃文化担当和引领示范职责，肆意演绎加工，必然会对社会公众尤其是未成年人产生误导，更会破坏文化生态，甚至危及文化的未来。

　　这绝非危言耸听。费孝通曾提出“文化自觉”，他说：“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试想，若不断给人尤其是未成年人传递和强化错误信息，让他对过去的记忆和认识是混乱的，那他现在对事物的认知必是“自觉性”错讹的，那么，缺乏“自知之明”的他以怎样的姿态迈向未来，其情其状，不言而喻。所以，一旦任由类似“横店史观”横行无阻、混淆视听，必然影响到我们文化的健康发展。

　　说回到那次剧本研讨会。20分钟的“死较真”后，历史学教授摘下老花镜，揉了揉双眼，温情地说：“恳请大家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他的脸上，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