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方的文化是不容易进入其内核的。特别是像婺源这种文化传统厚重的地方。那种文化如土层、石层，重重叠叠，一层覆过一层，且每层都丰富得难以穷尽。奇妙的是，在这些“层土”里，总有某些东西，以物质的形态存在着，却在漫漫时间长河中，成为精神的象征物，且最终凝聚为文化的内核。忠佩为我们寻找到的渗透于婺源文化历代土层的内核，就是《婺源的桥》。它们至今仍是一个个文化的活体，绵延在婺源山水间。

　　人类的生活，衣食住行四字而已。行，实为生活首要。婺源多山多水，行之难，水的隔阻远大于山。于是，横木跨溪便是最早的独木桥。独木难行，木结构的桥梁就应求而生。木桥容易为洪水所毁，牢固的石桥就成为最好的选择。在桥的发展中，婺源古代社会生活的组织形态和社会秩序也随之诞生、形成。

　　木桥被冲毁后，重建的木料如何取？专用于蓄木建桥的山林——桥山便出现了。桥被毁之后要立即重建，材料的预先储备是必须的。储备的材料要有存放的地方，于是，“桥屋”便出现了。修桥是古代乡村的大工程，必须有专门的组织机构负责，“桥会”便产生了。修桥是技术与艺术的合一，是专门的工种，“桥户”就应运而生。桥户领导着一些技术工人，这种工人称为“桥仆”。修桥为公益事业，“桥仆”即是“公仆”！

　　桥，在婺源成为济世济人的象征物。桥，也成为婺源人实现社会价值的寄托物。于是，个人捐资修桥，个人捐出山林以为桥山就蔚然成风。婺源少田，外出经商的人多，外出为官的人也多。一个少田的地方，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便存在着走向“穷山恶水、泼妇刁民”的可能性。而婺源则成为千年兴盛地，百世康乐乡，这正是文化的力量保证了婺源长久的安定，统一了婺源人的价值观。无论是外出为官，还是经商，他们总忘不了回馈故乡，反哺家族。而采取的方式则都是“仁莫大于济众，德莫善于津梁”（《泓源桥会山记》）——建桥、修路。漳村王氏祖上是经商的，生于清顺治年间的王启仁，一生“足迹所经桥梁道路杞坏则修之”。从婺源到常州的路上，“他捐建的路亭就有七十多座”。王氏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时代。也就是说王氏家族兴旺了三百余年。无论从民间的善恶报应、还是从儒释道的因果观上说，这一现象都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和神秘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