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把上世纪80年代“走向世界”的冲动看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次身份自觉，将冲击诺贝尔文学奖看作是第一次“目标焦虑”的话，那么发明“中国经验”这一词语和对讲述“中国故事”的强调，则可以看作是第二次身份自觉与角色焦虑。对“中国故事”和“中国讲述”作何理解的问题，某种时候这些概念也同样会被斥为是一些“假命题——中国作家所写出的东西，难道不是“中国故事”倒是“外国故事”吗？当然不是，中国作家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所写出的东西，归根结底都是中国故事，“认死理”自然是这样——但是考虑到两个条件，它们显然又是成立的。“新文学”本身是一个两向学习的产物，是现代以来西方文化与文学观念在中国扎根、开花和繁育的结果；另外，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有人用“普世性”的标准来看待中国当代文学，认为其道德低下、状况不佳；有人则为之辩护，从“中国经验”出发，认为其真实而敏感地记录了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这本身就足以构成其合法性，而无须用抽象和绝对化的所谓“世界性”标准来衡量之。

　　人们对于文学的评价有截然相反的两种：基于所谓“普世标准”的指责与批评，基于“中国经验”的激赏与认可。哪一种是更为接近实际的评价？当然是后者。因为脱开这样的现实，而去构造所谓的“世界性”和“人性”意义上的文学性，我以为正是如鲁迅所说之“揪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合时宜。

　　——张清华：《“中国身份”:当代文学的二次焦虑与自觉》，原载于《文艺争鸣》2014年第1期

　　晗 宁 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