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林广记》有颇多关于白字先生的笑话：某私塾老师大字不识几个，却偏偏逞能，文章乱解一通。秀才们闹出的笑话，恰好是游戏主人的最爱。可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情况和教育水平，读书毕竟是件奢侈的事情，一般秀才念了个白字，也是可以原谅的。“鸡二只兔一只”变成“鸡二只免一只”，此类事故在二十年前还是很常见的，但到了现在，这类笑话已经很少见了。白字先生的减少，至少说明了一点，社会的整体教育水平在提升。

　　文字作为一种语言符号，作为传递知识的载体，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每个文字所指向的意义，是恒定的，不可能是变幻莫测的。而白字先生的出现，则破坏了这种恒定的体系。他们把知识和经验带往了反面——或许有时候白字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和神奇，——但更多的是他们破坏了文字原本的意义，使交流变得更加困难。设想一下，若是一个白字先生教出的学生去参加考试，会是怎样的状况？在王小波的文章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答案：一个老师自己也不怎么懂数学，不过他还是信心十足叫学生背熟了答案。因为是老三届，恢复高考后，老师也一并去参加高考，结果可想而知，连同老师一起，全军覆没。

　　像文字、数学这些精准的知识，特别是基础性质的，如一加一等于二——我们可以称之为常识。正是因为这些常识，我们在沟通、交往的过程中，才能最大程度地节省成本和提高效率。但常识远远不止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有数学上的常识，有语言上的常识，有道德上的常识，有法律上的常识……有了这些常识，一个国家和社会才算是完整的。换一句话来说，一个常识得以彰显的社会才算是正常的。正常，并非是卓越。

　　我们回过头去阅读王小波的杂文，或许会悲哀地发现，他所传达的思想并不见得多么深刻，仅仅只是常识而已。可就是这些常识，在当时却成了振聋发聩的声音，比如，论战不要乱扣帽子，科学精神，等等。然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彰显常识依旧是一件重大的课题。不过，时代毕竟是进步了，王小波讲常识时，所要面对的是知识分子，是精英；而现在，我们讲常识，所要面对的是更广泛的群体：不单单是精英，还有广大的人民。“公民”概念的风行，印证了此点。在今日，人们更加关注自己的权益，也更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站在常识一边》一书的自序中，杨子云老师写道：“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技术系统有不少创新，但社会公共结构和公共治理似乎停滞不前，历史把问题留给了我们这一代人，在迷思中回归常识，从常识开始重新出发，也许是一条求解的路径，站在常识一边，也许能找到更多的共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社会中，确实缺乏中间层，社会力量薄弱。当然，帝国政府也不允许出现能与之抗衡的社会力量。所以，我们回望历史，可以发现帝国与人民的关系总是各执一端，紧张而脆弱。在太平盛世中，关系尚缓和，一旦到了饥馑年头，便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其间，没有社会力量的缓冲，也没有更有效的解决办法。“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两千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这个魔比斯环中打转。

　　与我们相对的，西方却发展出成熟的社会形态来。即使是在疾风骤雨般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年轻人所抗争的内容，也并未超越底线，也没有使用暴力。年轻人想要性自由，女人要选举权，同性恋想要正常人的权利。他们都在努力抗争，拓宽了常识的边界。如同性恋并不是一种病，同性恋者也是正常人。现在的同性恋者，几乎不会遭遇像计算机之父图灵那样的悲剧。

　　《站在常识一边》的编排颇具匠心，从第一辑企业家的“原罪”到第五辑的“灵魂”，细细品读下来，有一条极其明显的线索穿在其中：中国社会应该何去何从？企业家厘清了商业上的常识，律师界定了法律常识，文化人讨论了道德常识，实干家努力构建机制，学者回溯了历史并展望了未来。

　　在这本访谈录中，也许不能得到非常深刻的答案，但像冯仑、王石、李连杰等精英们也正在努力地回答着时代交给他们的题目。访谈录有趣的地方也正是在此。

　　《站在常识一边》，杨子云/著，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