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放

　　大学生不愿意上课,甚至厌课、逃课成风,究竟说明了什么?该反思的,恐怕不该只是大学生、大学教师或者学校本身吧?

　　以前的大学里极少有逃课的大学生。再远的就不提了,就说离我们较近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吧。《北大回忆》的作者张曼菱在讲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大时称,当时的学子们在燕园总能有幸听到一些名教授的课,如王力、吕祖缃、林庚、朱光潜等。而那时要想听这些老师上课,学生们上课前就跟“打仗”一样去提前占座,上课像过节一样。她说得没错,就是普通老师授课,学生们也都能积极参与,绝无逃课现象。哪怕有临时开办的讲座,有时间的话,大家都尽量省出时间前往聆听。

　　也是,当时的大学老师,多是刚刚从政治运动中走出来,靠拨乱反正才重返讲台的。一些民国时期培养出来的大师、名家、教授们还健在,他们学问高深,甚至学贯中西,听他们的课让人受益无穷。那也是刚结束“十年动乱”的年代,大家的心气儿很高,不仅老师们自由度大,政治逐步走向开明,社会的宽容度较高,全社会也都呈现出一种向上的力量,对学术研究、独立思考、精神追求等有一种全民喷发的势头。用邵燕祥的话说就是“有限度的复活”。

　　本人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九十年代初开始在高校教书,也是个从“占座”到“逃课”的见证者。好在我的学生基本上给足了我面子,我的课堂鲜有逃课现象。但据我观察,自从上世纪末至今,逃课现象已极为普遍。以前大学生上一些老师的课要占座,而如今却堕化到要“逃”的程度,真令人感慨、叹息、惋惜!观现今的大学校园,逃课已成一大风景,学子厌学成风。别说是正常之上课,就是有什么著名专家、学者、教授们开讲座,也早没那么火爆了。即便有师生前来捧场,现场听众也是稀稀拉拉。如果看见有成群而来的学生,也多是院系辅导员代发的强制性行政命令的结果。目前占座现象也存在,甚至很疯狂,可惜不是为了听课、听讲座占座,而是为了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