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薪尽火传——刘浦江与《辽史》修订本出版座谈会” 在北京大学召开。“二十四史”点校本是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完成的新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古籍整理工程，出版之后得到学界广泛好评，成为海内外通行的版本，是中华文化软实力输出的一个成功典范。为什么这样一部看似小众的冷门史能够得到大众的关注？

　　原因一，尽管《辽史》的整体质量难以令人满意，但它却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专记辽朝一代历史而幸存于今者，仅《辽史》和《契丹国志》两书而已。《契丹国志》题名宋人叶隆礼，实为元代书贾赝作，主要是抄取宋代文献中的有关记载拼凑而成的二手史料，且以宋人记辽事，大抵皆传闻之辞，其内容多不可信据。唯有《辽史》源自辽朝官修史书，是本朝人记本朝事的第一手史料。幸得元人修成这部正史，后人才有可能对辽朝一代历史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和认识。今日治辽史，对此书的依赖度大约要在百分之七十以上。

　　原因二，随着学术环境的改善，学术界以更为开阔的视野来看待辽史。

　　过去在人们的印象中，辽似乎是一个没有多大影响力的北方民族政权。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说：“其实，宋代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统一王朝，当时真正驰骋于东北亚的，是契丹民族建立的辽。”算上西辽，辽朝历时近300年，统治范围南达燕云汉地，北至蒙古高原，在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当时的欧洲民族，是通过契丹来认识“中国”的。包括俄语世界和英语世界，指称中国的早期词汇也是从“契丹”的发音而来的，比如俄国人到目前为止仍称中国为KиTaй。

　　如今国内研究辽史的人很多，每年发表的辽史相关论文在100篇以上,但是把它作为王朝史研究的却很少。20世纪上半叶，国内涌现了冯家昇、傅乐焕、陈述（并称“辽史三大家”）等几位杰出学者，主要学术贡献是在辽史、契丹史领域，另有津田左右吉、池内宏等一批日本学者主攻辽金元史和满蒙史领域。但在“辽史三大家”之后，学界对于辽史研究者水平的认同，很难形成共识，直到本次点校本《辽史》修订主持者、已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浦江的出现。刘浦江有更全面、完备的学术视野。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刘浦江的学术方向逐渐跨越宋辽金元，使得他比其他辽史学者具备更多史学上互补、质证的基础和眼光。

　　与通行四十多年的点校本《辽史》相比，这次修订，严格遵循底本校勘原则，采用了明初内廷朱丝栏抄本和《永乐大典》所引《辽史》进行通校，他校文献更加丰富，不仅利用《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等古籍及高丽史料，还参校石刻出土资料约一百二十种，前人的校勘成果和散见于各种书刊的今人相关研究成果亦俱在吸收参考之列。